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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危害之浅述 　　 　　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文化专制而采取的强硬控制手段之一。所谓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寻章摘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文字狱尽管不是文化发展的主流，但于各代史书的记载中却屡见不鲜，对中国历史发展，尤其对思想文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见诸于史书记载的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发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他们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廷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的典型文字狱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登峰造极，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颉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式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狂烈，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重要冤狱。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历改朝换代的变动尚未得到稳定，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直接危及立足未稳的新王朝当政者。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当政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便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肆虐程度毕竟稍逊一筹。总之，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