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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校管理中法治思想演变剖析 　　摘要:在学校出现后,法治思想就在学校管理中逐渐体现出来。在奴隶社会时期,学校管理思想流派众多;在封建社会时代,学校管理德、法并举,严刑酷治;近代以来,学校管理日趋法治化。 　　关键词:法治思想;学校管理;演变 　　 　　中国古代的“法治”其实是“刑治”,从秦代的“墨”“劓”“宫”“刖”“杀”到《唐律疏义》中的“笞”“杖”“徒”“流”“死”,轻至皮肉之苦,重到诛灭九族,这说明中国是一个重刑国家。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和现代文明下的法治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现代法治不仅注意到法治的社会功能、意义,更强调法律、法规、制度的社会公正性和合理性。这里,笔者仅从普遍意义上探讨法治思想在学校管理中的发展和演变。 　　 　　一、奴隶制时期学校管理中的法治观念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曾指出:“自有人生,便有教育。”中国的学校大约是在氏族社会末期出现的。《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成均,均为五帝之学。”《礼记?王制》中载有虞氏之学为“庠”的传说。到了奴隶制社会,真正的学校才出现,同时也出现了学校法治思想的萌芽。《礼记》中记载了西周时小学、大学、乡学的教育状况,“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治校方面,也有了一些考核和奖惩制度。《礼记?学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对于德行不合格的学生采取严格措施,行“礼”以感化之,再三告诫后如不悔改,就流放远方再不使用。至春秋时期,官学衰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学校管理较为灵活,如孔子主张的“德主刑辅”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管子?弟子职》中就记载了从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教学、课后修习等方面的学生管理规定。比较著名的还有墨、法两家学派。墨家强调奖惩分明,强化纪律的管理制度,其弟子必须守规,违者要受到处治。法家则提出“禁二心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的管理思想,提出对私学要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王朝的统一,但是在思想和实践上则是一种倒退。 　　 　　二、封建时代学校管理中的法治思想 　　 　　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社会以法治管理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秦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推行“法治”,“废先王之教,禁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重视知识分子,允许开办私学,废除“挟书令”,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以养士”的教育政策,加强学校管理,形成了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郡国学、县道邑校、庠序等官学和书馆经馆等私学组成的学校教育体系,并且对教师、学省、入学资格、考试和出路等进行了规定。“《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由此融合德治、法治、礼治等诸多思想为一体的礼制,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奉行的政治思想和学校管理思想。 　　至两晋时期,学校管理松弛,“考课不厉,赏黜无章”(《宋书?五行志》)。至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学校种类之齐全、管理之严密、生徒之众多为前代所无法相比。如唐高宗时期审定了《五经正义》,把它作为明经科考试的标准;颁布了《唐律疏义》,把它作为明法科考试的标准;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作为考试的内容;将科举制和学校教育相结合选拔人才,加强中央集权。《大唐六典》以法规形式对中央官学的入学资格、专业、课程设置、修业年限、毕业资格、教师的官品地位及学校管理人员的设置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堪称系统的“学校设置法”。对学生无理取闹、怠慢师长、强暴斗打、艺业不勤、酗酒喧争、聚为朋曹、崇饰恶言、肆意斗讼等行为皆有惩罚。这对其后宋元明清的学校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袭唐制,重视科举而轻视官学,历经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兴学”、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三次兴学之后,才建立起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并且在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方面形成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兴办地方学校的诏和令、熙宁八年的“教官试”和具有特色的分斋教学制度。明代采取严酷的教育管理制度,实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尊经崇儒,强化理学;颁禁例加强对国子监、地方学校的学生管理。国子监设立“绳衍厅”,凡“诸师生有过及廪膳不洁”,则书之集衍簿,严重者加以“发遣安置”。“议论他人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