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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政治哲学简述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政治哲学 　　[摘要]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是潜藏于其解构理论之中的。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德里达最终建立了一种文本化与语境化的政治哲学。他倡导了一种以解构理论为根据的伦理一政治观，围绕着“它在”概念，不仅重新规定了公正问题，而且还重新解释了民主问题。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2―0175―05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公元1930―2004)是一位不断穿越文本并在文本中到处“流浪”的思想家，他于1966年发表的一篇演说被视为“后结构主义的开端”，这篇演说被认为“宣告了一个新的、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到来”[1]。德里达以古往今来的著名著作的文本作为其思想和创作的“田野”，进行无止境的反思与创造，成为了当代一位颇具特色的著名思想家。“德里达与福柯相仿，主要是因为他把西方形而上学说成是在实质上拆解自身，所以被归到了后现代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2]具体地说，德里达以结构主义为出发点，并远远地超出了它。德里达所提出的“解构”理论及策略，在后现代主义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性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尽管与福柯不同，德里达对于人文思想、哲学和文学艺术更感兴趣，更关心西方文化的核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理解与主张。实际上，从德里达自己的角度来看，他的学说与政治哲学的相关性是理所当然的――他曾说，“解构不是一件话语或理论上的事情，而是一件实践一政治上的事情”[3]。总体上说，以解构理论为基础，德里达不仅实现了对公正问题的重新规定，而且也完成了对民主问题的重新解释。 　　 　　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我解构 　　 　　“德里达的作品普遍被认为是对形而上学的解构，针对西方形而上学借以构成并仍在继续借以构成的那些值得怀疑的比喻和假设，做出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入的思考。”[1]因此，德里达的名字首先是与“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一概念密切相联的。反过来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解构”也首先是与德里达的名字相联系的。夸张点说，“德里达”与“解构”几乎是同义语。在德里达那里，解构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实践：作为一种理论，他的解构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大致完成；作为一种实践，解构贯穿于德里达的全部学术生涯。我们还可以换一种形式说，德里达的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的理论，是对任何理论体系的解构；而他的实践更是理论化的实践，是语言游戏、文字批评和思想交锋。 　　对于解构的本质，当代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曾经一语道破：“解构最重要的观念使得考察我们所谓的现实的可能性条件(而非现实本身)成为可能。它不关切任何本质或存在，关键在于尽可能广泛地开启逻各斯的解构性游戏”[4]。简单地说，德里达所说的“解构”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解构――确切地说是对西方形而上学中以“逻各斯”的“在场”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的解构。在德里达看来，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总体特征而言，它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centrism)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声音中心论”(phone－centrism)，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ofpresence)。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以二元论或两极性为思想前提的，它将一系列概念、范畴对立起来，善对恶，存在对虚无，在场对不在场，真理对错误，同一对差异，心灵对物质，男人对女人，灵魂对肉体，生存对死亡，自然对文化，说话对写作。在这些对立中，对立两极的地位并不是独立的、平等的，每一组中的第二项被看做是第一项的否定、败坏与缺乏，或是由第一项陷落而来的。例如，不在场是在场的缺乏，恶是由善的陷落而来的，错误是对真理的歪曲。 　　德里达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语言学的批判联系起来，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从批判“语音中心论”开始的。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卷入和追随语言学转向并且强调言语(speech)的人相反，德里达强调书写(writing)，目的在于用“差异”原则来取代“中心”概念。他把语言看做是非中心化的，是一个差异系统，语言本身就是由差异和距离构成的，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存在着差异，说话已经是由差异和距离来构成的，语义是散布在一连串的能指的转换过程之中的。语言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结构，不以某种东西为中心，缺乏中心和本原。“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直接性、在场、当下存在，并且排斥差异、距离，这是将共时性和历时性割裂开来，扬共时性而抑历时性的突出表现。德里达决心要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结合与统一起来，将空间上的并存与时间上的进展融为一体。他认为，“差异”不仅体现在空间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