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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汉语言文学 现代汉语“叠加”概念研究综述 语言在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叠加”（superposition）这种形式，但该语言现象引起语言研究者的注意，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从外语研究来讲，Hopper＆Traugott（1993）、Lehmann（1995）、Shaumyan＆Sypniewski（1995）、Sypniewski（1996）等在其论著中都有所涉及；就汉语研究来看，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阐释并分析了“叠加”这一概念，如刘丹青（2001）、薄文泽（2002）、马清华（2003）、聂功斌（2003）、刘志生（2005）、于峻嵘（2006）、王淼（2007）、石锓（2007）、朱其智（2007）、江蓝生（2008）、王新宇（2009）、雷冬平、胡丽珍（2011）、李立林（2011）、张谊生（2011，2012，2013）、张云峰（2013）等。本文拟从共时角度对新世纪以来诸位汉语学者对“叠加”概念的应用和探讨进行大致梳理，试图总结和回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其认识和运用的得与失，并为汉语学界今后展开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与“叠加”相关的共时研究 刘丹青（2001）认为“叠加”是一种与语法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句法现象，并提出了语法化视域下的“同词异类叠加”，即同一词汇成分以不同的词性在一个句法结构体中同现，如宁夏中宁方言“我给给了他一本书”当中作为动词的“给”和作为介词的“给”的叠加；南京方言“走小门走”当中作为前置介词的“走”和作为动词的“走”的叠加。刘丹青认为“叠加”不同于同一词语以相同的词性在句法中出现（比如“狗咬狗”），而是语法化等级差别所造成的同形词语以不同的语法身份同现。 薄文泽（2002）认为海南文昌话亲属称谓系统体现出来的语义关系恰好是汉语和临高语有关语义特征——“叠加”——相互影响的结果。 马清华（2003）认为“附加成分叠加”是子句内部多次使用功能相同、相关或相反的附加范畴（情态、指称）标记，以作用于同一意义焦点的现象。在此定义之下，马清华集中探讨了强程度标记叠加的基本类型和叠加规则，并在此分析之上发现叠加是一种弱势的有限扩展规则。至于是否采用叠加方式，一直是在经济性、准确性、有效性和句法可行性之间权衡作出的。 聂功斌（2003）认为“叠加”是一种被忽略的修辞格，该修辞格就是说话者为加强语言表达的程度，在一个意义上加强与之方向相同的意义以浮现更大的意义强度。这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我们的语言更加多彩丰富。比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四层意义叠加在一起使所要表达的意义更加突出，极言情境之危险。 刘志生（2005）从近代汉语词汇学角度研究了“叠加式词语模”，该词语模是这样一种固定模式：从结构上看，整个模式由前后两部分相叠构成，前件和后件也各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不变的固定词部分A，一是可变的变项部分X或Y；从音节上看，它们都呈四音节形式，由前后两个双音模块叠加而成，构成“2+2”模式，比如“XA+YA”形式和“AX+AY”形式。 于峻嵘（2006）从训诂学角度探讨了表示“遍指”的“名词叠加”，比如“人人”及相关的“日日”的意义结构问题，提出名词只在数量的有限程度上具有可叠加性，而名词叠加构式也承载了“全指表达”的意义。 王淼（2007）分析了汉语中两种常见的动词“叠加”格式“一边VP1一边VP2”和“又VP1又VP2”两者在语义关系、语义特征、格式义三方面的明显区别。 石锓（2007）从汉语史角度梳理了汉语形容词“AABB”形式从叠加式到重叠式的历时演变。石锓认为“叠加”是一种形成句法结构的句法操作手段，其前后两部分是句法上的并列关系。唐宋时，重叠式“AABB”在叠加式“AABB”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其机制是重新分析与类推。 朱其智（2007）从二语习得的偏误类型——杂糅（又叫结构纠缠、结构混乱）分析入手，指出“叠加”是两种结构简单相加所造成的偏误类型，其中包括词语叠加（比如“一个栋旧公寓大楼”）和句法结构叠加（比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来到中国留学的原因”）。 江蓝生（2008）在对肯定否定不对称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了“概念叠加和构式整合”，即在两个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之间发生的，意义相同的两个概念叠加后，通过删减其中某些成分（主要是相同成分），整合为一个新的结构式。这既包括构词层面同义词的叠加和词形的整合，比如“早先+以先——早以先”；也包括构词层面相邻的两个同义或近义概念的叠加与词形的整合，比如“果然+不出所料——果不然”；还包括句法层面两个语义相同或相近的句式叠加后整合成新的构式，比如表示“不希望、不如意”的否定式”差点儿没VP”与肯定式“差点儿VP”之所以语义不对称，是因为“差点”与“没”是在同一层次上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