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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劝农制度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里，农业不仅关乎人民的生活，而且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有鉴于此，历代王朝都不得不以农为本，从皇帝到县令无不把劝农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劝农制度。 　　 　　一 　　 　　中国的劝农制度创始于周代。这在《诗经》等古文献中有所反映。《诗?风》：“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意为停雨后，即驾临桑田，教民稼穑。《小雅》则载成王出观农事，馈食耕者以劝之。《礼记?月令》也记载了帝王命田等主农官员劝农的制度：“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径术即《周礼》所说的“遂”，小沟），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必亲躬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周代设有一系列农官劝导农事，据《周礼?地官》载：大司徒的职责是“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里宰则“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司稼负责指导种子的栽培，“辨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等等。为表明对农事的重视，周代帝王在每年的孟春之月，都要举行“藉田”仪式，亲执耒耜，率三公九卿等大臣向上天“祈谷”。同时派官员到各地巡行，代表天子劝农，“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鄂，命农勉作”（《周礼?地官》）。 　　战国时，魏国的李悝第一次提出劝农经济理论，他主张由国家在丰年平价购粮，在荒年平价售出，限制商人投机来保护农民和社会的利益，以达到“民毋伤和农益劝”的目的。 　　这种劝农制度为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在西汉，汉高祖刘邦面对经历了秦朝暴政和连年战火后，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状况，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后各帝对劝课农桑都颇为重视，屡下劝农诏，将劝课农桑的好坏作为考核各级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文景之治”的出现实与文、景二帝亲自参与劝农有关。文帝在一份诏书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景帝则对劝农不力的官员，特别是侵害农民利益的官员给予严厉处罚：“吏发民，若取庸……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景帝纪》）而汉武帝在连年用兵拓疆、大兴工程，搞得民穷财乏之后，决心抓农业生产，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并取得显著成就。汉代以后帝亲耕、后亲桑的劝农典礼逐渐被纳入日常行政的范围。 　　唐宋时期，政府对劝农工作也较重视。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在基层，每百户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此外，皇帝也亲自参与劝农活动，或躬身藉田，或发布劝农诏。《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二年，“上自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太子等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因分赐侍臣，谓曰：‘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唐肃宗时，又在各州设置司田参军，各县设置田正，专门负责劝课农桑。 　　宋代的劝农政策和措施，较前代更为完善，并趋于定型。除了皇帝经常发布劝农诏令外，州、县官上任往往都要以《劝农文》的形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劝农意见或建议，这是宋代劝农制度的一大特色。在劝农官员的设置上，除中央、地方常设的司农机构外，还在各路设立了劝农使、副使，开宗明义地赋予其劝农的职责。《宋史?食货志》对此有详细记载：天禧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所至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给之，凡奏举亲民之官，悉令条析劝农之绩，以为殿最黜陟”。宋太宗时还在两京诸路设农师，对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为了促使各级官吏真正重视农业生产，宋政府建立了“守令劝农黜陟法”、“守令垦田殿最格”等奖惩制度，将劝农纳入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宋徽宗政和二年四月，诏县令以十二事劝农，于境内躬行阡陌，程督勤惰。这“十二事”为敦本业、兴地力、戒游手、谨时候、戒苟简、厚蓄积、备水旱、戒牵牛、置农器、广栽植、恤苗户、无妄讼等，大体反映了宋代劝农的主要内容。 　　元、明、清三代的劝农力度，与前代相比毫不逊色。 　　元朝以司农司主管全国的农桑水利。元世祖时曾颁布农桑制十五条，对如何劝农作出了具体规定。如规定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教劝农桑，按时督促所属村民及时耕种，并以时点视劝诫。对于种植制度、水利、备荒、治蝗等都有详细规定：“农桑之术，以备旱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