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的生意经.docVIP

古耕虞的生意经 　　七十多年前古耕虞就说过:“经济危机,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生产和消费是下降的,但对一个个企业来说,恰是生产效率高、成本低、质量好的企业,淘汰效率低、成本高、质量差的企业,所谓‘大鱼吃小鱼’,大鱼不但是钱多,主要的是它生产技术高明,经营管理得法。”这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发表的高论。 　　1905年,古耕虞出生在重庆的一个山货世家。所谓山货,即猪鬃、牛羊皮、肠衣、桐油、白蜡、生漆、青麻等出口品,这些都是工业原料或军用物质。古耕虞是重庆总商会会长巨贾古绥之的族孙,其父古槐青在古绥之手下做伙计,古耕虞小时则在古绥之家做幼叔的伴读。尽管寄人篱下,常受幼叔欺负,但因为都姓古,所以古绥之的伙计、佣人和总商会的那些人都把他的幼叔称为“小少爷”,而称古耕虞为“毛少爷”,即“小小少爷”。这种奇怪的双重身份让古耕虞显得非常早熟。 　　古绥之的正顺德字号以贩卖鸦片发家,后把资金转向经营山货,建立了同茂丰山货字号,成为清末重庆首屈一指的大商人。他的山货先是依靠重庆的英商白理洋行运往上海出口,后来发现这种就地交售的方式很吃亏,洋商居间在重庆、上海两头吃差价。于是,便派古耕虞之父古槐青常驻长海,直接交售上海的洋行,这样便少了一层盘剥。 　　古槐青中过秀才,有些文化,在上海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民族工业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古槐青开始热衷纺织工业,结交了一些纱业巨子,他一方面替同茂丰字号做山货出口,一方面集中精力经营属于自己的纱号,很快便致富了。 　　五四运动爆发,其影响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总商会会长古绥之尽管不反对群众反日,甚至不得不出面“支持”学生和工人示威,但他听职员说,“小少爷”和“毛少爷”也游行队伍里时,还是大吃一惊。他亲自把二人押解到上海,交给古槐青看管,免得他们继续在重庆闹事。 　　到上海后,古耕虞考取了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这是古槐青的主意,目的是要学好英文,四年后古耕虞预科毕业,不但成绩全优,还善于交际,成了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也叫“梵皇渡俱乐部”(因校址在上海梵皇渡路而得名)。这所学校的校友有宋子文、刘鸿生等一大批工商界大人物,可谓民国时期工商界的“黄埔军校”,这对古耕虞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古槐青发迹后,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以“吉亨”为字号的规模不大的山货行。1922年,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但子承父业,并非接触了大工业生产的古槐青的初衷,毕业后,遵照古槐青的意思,古耕虞去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其父希望他精通纺织技术,进而能够从事纺织实业。古耕虞在南通学习了两年,没有毕业就回家了,一方面因为色盲,不宜从事纺织技术工作;另一方面,1925年,古槐青病重,只得不等儿子完成学业,便让其回重庆接班。古槐青将“吉亨”撤销,开办了“古青记”,实际资本六万两,名义上公开的只有八千两。按老字号规矩,继承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拜师做学徒,古耕虞便拜其父为师,在纱号做学徒,待遇与一般学徒无异,但因受古槐青委托在重庆经营的李钰安,应付不了山货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只得让未出师的古耕虞前往重庆,正式接手“古青记”。当时古耕虞刚满二十岁。 　　古青记规模不大,不铺“外山”(不派人去产区设庄收购),不设洗房(没有自己的猪鬃加工工厂)。这样规模的山货字号,在重庆比比皆是。古耕虞在重庆有两位师傅,一位是古青记经理廖熙庸,他对猪鬃收购、加工十分内行,且对古家忠心耿耿,另一位是重庆白理洋行的大班(总经理)英国人白理,白理从1911年到1913年,与古绥之一起一度垄断了重庆猪鬃和牛羊皮的出口贸易,在重庆的山货帮眼里,他是一个身无分文,靠洋人在华特权,从古绥之的买卖中吃回扣,拿盘子的洋掮客。在古耕虞眼里,他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二人颇为投缘,白理将有关外贸的知识,从报关、发价、提单、装船,甚至电报密码等等,都教给了古耕虞。后来,通过白理的关系,古耕虞考得了担任公证人和开办保险公司的资格。 　　刚到重庆的古耕虞曾经与廖熙庸有过一场冲突,廖熙庸是古槐青的“托孤重臣”,而喝过洋墨水的古耕虞对他一些老派做法,很不以为然,矛盾终于爆发。当年春节,古耕虞主张不用挂春联,结果惹得廖熙庸大怒,大骂古耕虞为败家子,并向其父辞职。第二天,回过味来的古耕虞带着女儿,也是廖熙庸的干女儿,以到廖家拜年为名,负荆请罪。二人重修旧好,在“企业文化”上,古耕虞也不再琢磨着怎么去“西化”了。 　　初出茅庐的少掌柜,打的第一场商战,不是猪鬃,而是羊皮。当时,国际市场上羊皮看涨,古耕虞看准这个机会,开始大量购进羊皮,不但动员他的大部分资金,还多方筹款,此举激怒了执重庆羊皮生意牛耳的裕厚长字号。裕厚长靠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