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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重建创新 　　2017年度文艺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基本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研究以及新媒介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整体上呈现出反思、重建和创新的精神脉络，显示出力争有所新创、永葆理论生机与活力的雄心。兹择其要述评如下。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内在张力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介绍、阐释、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思想。 　　宋伟回溯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五月风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此前流行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因之受到广泛质疑；结构主义在1968年之后被后结构主义所取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顺势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分歧，对马克思的理解陷入了危机之中。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选择了“脱轨”，转向后现代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缝合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后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实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股“合流”，是西方左翼思想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一种变体形式。① 　　范永康、刘锋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发现了国内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前者依据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依据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前者秉持“反映论”“观念论”的理论路径，后者则是“建构论”“实践论”。此外，“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之内，是形上因素、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的统一；“后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落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批判上，它更加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政治干预、文化治理和社会区隔。为此，范永康、刘锋杰提出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建构起“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契合发达经济社会的审美文化情境。② 　　围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段吉方介绍了布尔迪厄、郎西埃和居依?德波等人关于后工业时代文化批判的思想，指出“审美资本主义”的到来使生产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审美性，审美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力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预示着“当代美学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文化与资本、体验与经济、美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呈现出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当代美学研究的生产语境与文化语境，重视“审美文化、文化趣味与文化资本高度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生活现实”③。 　　卢卡契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代表。卢卡契认为，文学与社会现实并非直接对应的，其间有“作家世界观”和“文类”两个必要环节。通过对卢卡契文类理论的深入研究，陈军认为卢卡契的“文类”是“作家世界观”影响文学的中介，同时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创作自觉。卢卡契的文学艺术形式观、文类观带有席勒、黑格尔、克罗齐乃至萨特等人美学思想的痕迹，但他以社会历史因素弥补唯心主义之不足；卢卡契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文艺、美学思想，都带有其浓厚的个人倾向――对古典的崇拜。④ 　　英国艺术批评家T.J.克拉克并非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方法论却颇有特色。韩清玉从“艺术生产与场景重构”“意识形态与艺术风格”“阶级与现代性”三个方面，研究了克拉克的艺术批评方法，指出其批评实践将“艺术生产”“意识形态”“阶级”等核心范畴与艺术风格、作品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融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研究方法的生命力；“这本身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当代学术话语的‘短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的探析仍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在批评实践维度鲜有问津，也就无法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有力参照”⑤。 　　其二，梳理、研究、阐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评实践。 　　《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推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笔谈”的一组专栏文章。李云雷将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指出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于历史新视野，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⑥。高远东提出，毛泽东的《讲话》里是有经有权的，《讲话》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讲话》的精神，切不可教条地将《讲话》照搬于当下的文艺实践，必须活学活用，“把我们当代最大的政治，如中华文明的伟大腾飞等，跟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造的目标结合起来”⑦。程凯基本赞同高远东对《讲话》理解中的“经权之辨”，他从胡乔木在1991到1992年围绕《讲话》进行的详谈出发，为大家更好地理解《讲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