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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伦理：叙事学的道德思考 　　在文化冲突攀升、恐怖主义肆虐的今天，探讨中西小说的叙事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本文从叙事学的中国道路视角出发，把叙事与道德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分析了存在“道德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眼光”叙事的原因:一是小说叙事中的“污名化叙事”，二是“反伦理”角色代言叙事。为此，本论文探讨了中西小说的叙事原则并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即叙事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叙事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底线”和最高伦理原则。 　　[关键词]叙事伦理；道德安全；底线；纪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6-0029-07 　　王成军(1961―)，男，徐州师范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西小说叙事学和中外传记诗学。(江苏徐州 221000) 　　 　　一、小说叙事与道德安全 　　 　　指出中西小说叙事中存在着应引起叙事学界深入思考的道德安全问题，是不是在危言耸听?让我们先看两个例子:当代美国作家托马斯?哈里斯创作的小说《沉默的羔羊》，因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举世闻名，可他对“食人魔”汉尼巴尔博士的塑造，却是让读者产生道德迷惘的典型例证。在小说中，汉尼巴尔沉着、冷静、知识渊博而又足智多谋。特别是在电影叙事中由于安东尼?霍甫金斯的出色表演，观众被“食人魔”汉尼巴尔博士所吸引，且达到了既敬畏又迷恋的程度。一个食人恶魔却使人一点儿也无法对其产生憎恨之情，反而被他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以至于抓捕他的女警察，爱上了这个“吃人犯”(喜欢吃人脑)。杀人犯拉弗卡迪在法国作家纪德的叙事里，是一个冷漠可爱的罪犯，他以谋杀来表达他的“自由道德”，即用剥夺无辜生命来换取杀人犯自己的道德快乐。布斯困惑地说:“读者都是头脑中有罪恶的凡人；他们很有可能沉溺于一种对拉弗卡迪的道德的快乐自居――因为纪德‘坚持要’我们同情他。”[1](P436)事实上，不是“很有可能沉溺于”杀人犯的道德快乐，而是确实如此。基斯洛夫斯基“《十戒》之五”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雅泽克的妹妹被他的朋友的车轧死了，于是雅泽克决定杀死一个人来报仇，结果他用绳子和石头杀死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被判了死刑。但是在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里，叙事者把更多的同情聚焦在了雅泽克身上。视觉叙事学告诉我们，“聚焦已经是一种包含着主体性的阐释”[2](P194)，也就是说，叙述者有意不聚焦雅泽克杀人本身的残忍，反而通过光、色、构图等视觉语言过多展示雅泽克杀人过程的困难。最为关键的是，叙述者对雅泽克被行刑的时间过程进行了放大，有意令观众产生空间叙事意识，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3](P71)，结果观众对杀人犯雅泽克反而产生了同情，以至于怀疑到司法制度的“以法杀人”的合理性。“十几个警察包括雅泽克的辩护律师(一个刚毕业的法学院学生)，注视(监视)着行刑的经过，瘦小的身体如树叶般挂在绞刑架上，连像被杀的司机一样的呻吟声都来不及留下。导演在这部并不长的影片里面，对这两个杀人的过程都给予了成分几乎相等的胶片。在观众眼里，两次的杀人场景却是一样的惨烈，甚至后者比前者更可怜。被‘杀人偿命’这个显然的理由所笼罩着的那时的我，也禁不住同情起雅泽克来，似乎被国家法律所宣布的合法的行为，竟然表现出与雅泽克杀死出租车司机一样的残酷情绪。与其说后者是对‘杀人者’的惩罚，不如说是对‘杀人者’行为的模仿和拷贝(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却是非法与合法的区别)，仿佛生命在被扼杀之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从人性或者尊重生命的角度看，后者的杀人和前者的行为一样是罪恶的。”[4]当代大学生的话证明:“叙事”不仅能够让我们学习死亡，减轻向死而生过程中所可能引起的在世焦虑情绪[5](P162)，它也会改变我们对生活的道德信念和对“人生”的看法。因此，我认为，叙事中的“道德安全”问题，应该引起整个叙事学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福勒在《语言学批评》中把叙事眼光(point of view)分为三个方面: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时间与空间眼光。其中意识形态眼光指的是:“由文本中语言表达出来的价值或信仰体系，例如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信仰、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谴责等。”[6](P189)福勒观察到了叙事学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究竟是谁在文本的结构中充当表达意识形态的工具?尽管申丹批评福勒对意识形态眼光的探讨不仅混淆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而且混淆了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以及聚焦人物与非聚焦人物的界限[6](P190)。但我们认为，福勒能够纠正叙事学纯粹探讨形式结构的偏向且能在形式分析中发现“意识形态眼光”，这一点就是对叙事学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小说叙事中之所以存在“道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