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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商精神构建初析 　　摘要：淮商得名于明代中期，由业盐到多业并举，形成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商帮”。受环境影响，究其精神，大体包含拼搏、诚信、公平、开放、创新、奉献、爱国等方面。 　　关键词：淮商;环境;精神;探究 　　精神是“精选的意识”，反映的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不包括其中夹杂的糟粕和缺欠。不同的人群，精神有别。淮域商人涉及流域内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受地域环境、移民环境、文化环境、商业环境影响，形成独具的精神特质。本文所讨论的淮商精神，立足淮域个性化的商帮、群体化的商人品格进行整合，既指向精神风貌，也指向行为的自律，以期理清脉络，构建淮商精神高地。 　　一、淮域商帮的概况 　　商帮，具有经济地理、商业文化属性。明清淮域商帮名气莫过于“两淮盐商”，集聚地在扬州与淮安，借助于专营的盐业，形成“扬州邦”与“淮安邦”。在上海，江苏有淮扬商帮，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会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淮扬公所联名控告船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44人（《松江府为禁船行管帮私收埠规告示碑》，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73―75页）。在淮阴清江浦，连妓女行业也分帮，据《水帘春呓》载，“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文中的“扬帮”就是指“扬州帮”。山东济宁得益于位于京杭大运河中转站的地理优势，形成垄断本地的“济宁邦”（杨宏建《鲁商的雄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9―21页）。安徽在清代晚期以寿州孙氏家族为主，依托寿州及所辖正阳关的交通优势，发展成“寿州帮”，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河南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商人，属于淮域的较少，近代以省、县“同乡会”的名义结帮发展，如河南旅沪商界联合会、河南旅苏同乡会、河南正阳留京同乡公会等（张民服、戴庞海：《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页、438页）争相成立。这些商帮及淮域商人，成为塑造淮商精神的主要来源。 　　二、淮商精神的成因 　　环境塑造精神，精神也影响坏境。淮域环境是淮商精神形成之基，大体而言，不外乎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域环境 　　淮河流域涵盖南至江淮分水岭，北抵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地势平坦，以黄淮大平原的地貌为主（约占三分之二）。伏滔《正淮论》以寿阳（今安徽寿县）为例来揭示淮域的战略地位。顾炎武《形势论》着眼历史上从吴到南宋八代“都于南者”立国的教训，凸显出防守淮上之重要：“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全于险之外，守淮者不守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亭林文集》卷6）。尤其是水系通畅，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镇发展为例，清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载，济宁过去“民风朴实”，“农夫稼穑，不习商贾之事”，至乾隆年间，则“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过去从事农业的农民，现纷纷改业从商，足见地域环境改变人。 　　（二）移民环境 　　秦国一统天下，将淮河流域的“淮夷”“散为人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消除了江淮一带的民族界限。至汉代淮夷已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汉武帝时，先后两次移民于淮河流域（《史记?东越列传》）。后来，山东被河灾，朝廷令饥民“流徙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平准书》）。明代迁徙富庶地区之民充实江淮地区，“近洪武年间，就先后七次大规模地向淮河流域迁徙人口，总人数高达20万以上”（王世华、李琳琦主编：《安徽通史》第5册《明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淮域移民的特性，注定淮域人兼收并蓄的品性，唯有勤劳、拼搏，才可能有立足之地。 　　（三）人文环境 　　淮域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杰地灵。不仅涌现出管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先贤，而且成就了曹操、朱元璋等帝王。对义与利的辨析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影响。《老子》反对“盈”、反对“积”，对商业、商人“逐利”无疑是种劝导。庄子认为“货财聚，然后睹所争”（《庄子?则阳》），并说“工为商，不货，恶用商？”（《庄子?德充符》）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刘安在淮南八公山下古城寿春编著《淮南子》，其中就有“不因利小而不为，不因利厚而纷争”的商训。 　　（四）商业环境 　　以商业政策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为主。西周时期，淮夷商人在成周经商，不准不向司市的官舍办理货物的存放和陈列市肆的手续（《兮甲盘》铭文）。春秋初期，淮域郑国商人与公室订立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音丐，取也）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对于这一盟约，双方一直遵守到春秋末期尚未被破坏。天灾、战争则锻炼了淮河民众超强的生存能力。战国时期，从《鄂君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