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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批评过程总结 　　摘 要：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看，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离不开社会历史，文学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的再现。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神话、史诗和戏剧的评价，到19世纪斯达尔夫人和丹纳将文学放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情景之中研究，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弗洛伊德用一种“宏观”、“共时”、“结构性”的构建冲动，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表征。回首社会历史批评走过的三千年历程，它源远流长又辐射今日，它曲曲折折却又日臻完善。 　　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文艺理论；文艺思潮 　　中图分类号：B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7-0027-03 　　纵观社会历史批评史，浩浩荡荡，代代相传，俨然已经形成了伟大的传统。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惊人的轮回。从柏拉图提出“迷狂说”，再到尼采的“酒神精神”，仿佛流转的时光在挥手呼应一般。非理性主义传统从柏拉图这里萌生根芽；而在17、18世纪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盛行之时，理性又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当时光流转至19世纪中后叶，非理性主义又开始在文艺界泛滥开来；到了20世纪现代文学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摒弃理性。从非理性到理性再到非理性，这样的一种轮回值得我们思忖的是，不管文艺思潮如何流变，它总是和社会发展相关；不管社会历史批评如何发展，它总是和历史现实相扣。 　　一、社会历史批评的滥觞 　　西方文论大体上是跟随西方文明的发展而来的，而提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就不得不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所谓的“两希”文化。其中古希腊文化又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古希腊涌现出一大批开山鼻祖式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最耀眼的星星。他们的哲学、美学思想对整个西方的文艺发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智慧火花纵横了西方思想两千多年。作为他们智慧火花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历史批评也不例外。 　　古希腊文论的主流是“模仿说”，甚至可以说西方诗学在其古典阶段，大抵可以一言以蔽之：“模仿理论”。而给予模仿理论系统阐述的第一人就是柏拉图。柏拉图从其理念论出发，认为自然事物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或者说文艺是对自然的模仿。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但模仿的客体只是感觉世界，不是理性世界，而感觉世界却不是真实体。同时，他还认为，作为模仿主体的艺术家对于模仿的事物，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那么这种模仿活动的实质是什么呢？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提出“镜子譬喻”来解释这一问题，模仿就像“那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只能照出对象的外形却不能触及对象的本质，只能从一角度观察事物却不能反映全貌。人凭借镜子仿佛无所不见，但实际上却一无所见。因此柏拉图断言道：“模仿只是一种玩意，并不是什么正经事。”[1]79对于强调以直接经验和第一手知识的柏拉图看来，诗人和画家一样，模仿只能得到皮相，因此他对荷马的攻击也就不言而喻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的“迷狂说”。在这里，柏拉图对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意识到诗深达灵魂深处的感染力，所以不再只认为诗歌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相反开始强调它摄人心魄的内节奏。他认为迷狂是言神之言，清醒是言人之言，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由此可知迷狂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是神灵的恩赐，是一种迫不及待，不吐不快的迷狂。迷狂的诗和模仿的诗不是一回事，既然诗人迷狂是为神代言，那么此时的诗人便失去了常人理智，说出的话是神想让我们听到的话，因此迷狂诗人创作的诗并非靠模仿靠技艺，而是神灵附体使然。“迷狂说”的影响是深远的，“比较他道德至上，或者是政治标准第一的理性主义模仿说，迷狂理论对无意识领域的深入，可以说代表了西方非理性主义诗学的一个渊源。其后它不但复兴在浪漫主义诗学的勃兴中，更同20世纪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中见出亲和性来”[2]35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开启了注重经验层面的哲学传统。他流传后世的《诗学》被公认为西方世界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诗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为模仿正名。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人天然地喜好模仿，模仿又天然地给人以快感。“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善于模仿，我们喜欢模仿作品，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3]13他还认为，模仿不仅在于再现事物原貌，而是对事物的类的属性的反映，即模仿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 　　西方古代文化发展到古罗马时期，已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迹象。古罗马文化虽标榜以古希腊文艺为典范，但已失去往日蓬勃生机和磅礴气势以及丰富深厚的思想内容。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希腊文化落到罗马人手里，‘文雅化’了，‘精致化’了，但是也肤浅化了，甚至公式化了。”[5]100但是相比热爱智慧和思辨理性的希腊人，罗马人更注重实用理性，他们没有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般完整的美学和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