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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变迁剖析 　　摘要：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对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现象进行研究。首先阐明了粤港高等教育合作所具有的“制度”属性；接着分析了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因素；最后以外界环境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为分析线索，对改革开放以来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变迁的脉络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广东　香港　粤港合作　高等教育　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G 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1)01-0006-05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两地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密切，2008年12月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简称《纲要》)更是将粤港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粤港各界积极探索，力求推进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其中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现象的制度分析，尝试探寻和总结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带规律性的特征，以求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未来。 　　 　　一、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制度”属性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现象，“合作”是此概念逻辑结构的起点。“粤港”限定了我们研究的“合作”行为存在的空间范围，“高等教育”限定了我们研究的“合作”行为发生的领域。因此，对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制度”属性的分析主要是从对“制度”和“合作”含义的理解出发的。 　　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T?w?舒尔茨、林毅夫、柯武钢和史漫飞、D?c?诺斯等人的论述。舒尔茨(schultz)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林毅夫认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柯武钢和史漫飞认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怪癖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遇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舒尔茨、林毅夫、柯武钢和史漫飞、诺斯等人尽管对“制度”含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即都把制度看作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准则。 　　从词汇学角度来看，“合作”一词的英文“coop-eration源自拉丁语，是co(共同)+operation(工作)的合成词，即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辞海》中将“合作”界定为社会互动的一种方式，指个人或群体之间为达到某一确定目标，彼此通过协调作用而形成的联合行动。参与者须具有共同的目标、相近的认识、协调的互动、一定的信用，才能使合作达到预期效果。合作的开展为行为主体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或潜在的环境和规范，行为主体将依照这种合作规范在合作环境中调整自身行动。从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的角度而言，合作的发生对参与合作中的人或群体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显现出合作本身具有一种“制度”属性。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的发生以及由低层次合作发展到高层次合作、由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的l合作，这些合作从动态过程来看是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从静态的结果来看是一种制度安排。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粤港高等教育合作现象源远流长。就概念的理解而言，粤港高等教育合作首先是一种“合作”现象，是粤港两地的学生及其家长、高校及高校教职员工和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促进两地所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进行有效配置的行动过程及行动结果，这一行动以实现两地高等教育资源有效配置，促进两地高等教育共同发展为目的。从动态的过程来看，这一行动过程正是对利益主体的行为产生直接规范和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不断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从静态的角度来讲，有关行动形成了对利益主体的行为产生直接规范和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用“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来指称这些对利益主体的行为产生直接规范和约束作用的规则；用“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变迁”来指称这些规则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二、粤港高等教育合作制度供求的影响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曾在“需求一供给”框架下对制度变迁展开研究，其中戴维?菲尼在科斯、诺斯、拉坦和速水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分析制度变迁的启发式框架，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素。戴维?菲尼参照诺斯等人的阐述将制度区分为几大类：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在此分析框架中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被当成内生变量，宪法制度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外生变量或被归类于需求因素，或被归类于可供给因素。在此结合该分析框架，阐述粤港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