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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反智根源剖析 　　[摘要]对于禅宗的反智之源，学界已有佛陀精神的回归与剽窃老庄思想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就思想理论而言，禅宗反智思想既与佛教“性空”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老庄反智主义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从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演化来看，禅宗反智思想亦是佛教传播中的繁简冲突的一种自然演化，更是佛教摆脱名相化困境的必然归宿。因此，禅宗反智理路的诞生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众多因素所共同推动下的一种结果。 　　[关键词]禅宗；反智主义；催化；名相化 　　[作者简介]周黄琴，肇庆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哲学博士，广东肇庆526061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94-04 　　禅宗素以“不立文字”相标榜。甚至为了寻得法统上的支持，而追溯到佛陀的拈花与迦叶的一笑上。正如《林我禅师语录》所载：“缅彼迦文，传法鹫岭；拈花一笑，妙谛心领。”然据史料的记载，其实早期禅师们并不全然不立文字，如达摩的“人道四行”以及以四卷本《楞伽经》授慧可。而且，据《续高僧传》的记载，达摩传惠可、惠育之后，其后有记载的禅师竟达二十多人，但他们也没有走“不立文字”之面向，反而有大量的注疏。如“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另外，从佛教东传的历史轨迹上看，佛教初传时期也主要是从理智的译经层面来着手宣传的，并没过多彰显出佛陀的“意会”面向，以致竺道生的“顿悟说”不仅导致僧界极大震动。而且还遭致众多僧徒的讥讽与围攻。因此。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就指出，“秘密相传，不立文字”与昙林所记的“人道四行”，以及达摩以四卷本《楞伽经》授慧可之事，都存有相悖之处。聊那禅宗的反智之源到底是来源何处呢？ 　　一、繁琐与意会的冲突 　　在《禅史钩沉》中，龚隽先生指出，从《俱舍论》、《瑜伽师地论》、真谛所译的《阿毗达摩俱舍释论》、玄奘所译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本颂》等作品内容来看，“分别智”在“印度禅”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印度佛教传统中具有‘无概念性的’和‘不可言述的’般若智，但在中国禅的发展中，分别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空间，而消解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流话语之内，则也是应当承认的事实。而这一反智主义的传统。并非发源于学者们乐以道之的7世纪末到8世纪初中国禅宗的分化，特别是弘忍门下的倡导，而是有着更为悠远的历史。”然在“悠远的历史”中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佛教往反智主义面向转变呢？ 　　据佛教资料的记载，早期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就形成了繁琐与简易、执守文字与“意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对日后禅宗的反智主义走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佛经的繁琐性与国人“言简意赅”的追求构成了巨大的冲突。据《牟子理惑论》的记载，世人时常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佛经的繁琐性提出质问与批判。如有的学者则从儒学经典的对比上来发问与批判佛经的繁琐性，即“夫至实不华。至辞不饰。言约而至者丽，事寡而达者明。故珠玉少而贵，瓦砾多而贱。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仆以为烦而不要矣。”有的则从道家的质朴层面来质问与批判佛典的繁杂性。如其云：“夫事莫过于诚，说莫过于实。老子除华饰之辞，崇质朴之语。佛经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辞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 　　从表面上看，这仅是当时的一种反佛行为。但从深层次上来看，这种现象却折射出了中印两种文化在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与接受上的情感冲突性。毋庸置疑，这些差异与冲突的存在对佛教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因而，为了迎合中国人的性情，高僧们必然会对佛典进行去繁就简的改造。据《出三藏记集》的记载，道安虽然在《道行经序》中提出了“抄经删削，所害必多”之论，但他在《道行经序》、《合放光光赞略解序》等经序中又多次提到“斥重省删”、“删削复重”之思想，并对朱仕行删除原文四分之三所译出的《放光品》而大加赞叹，认为是“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在《四阿含暮抄序》中，道安还高度赞叹婆素跋陀所摘抄的九品四十六叶，认为“斥重去复，文约义丰，真可谓经之璎燮也。”甚至在《比丘大戒序》中，他尽管把戒律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认为“戒”乃“断三恶之干将”，为在家与出家修行之“基址”，故而“犯戒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但当他面对《比丘大戒》之原本时，仍“嫌其丁宁，文多反复”，而令其弟子慧常“斥重去复”。 　　可见，佛典之“繁”与国人求“简”之矛盾在佛教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