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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剖析 　　摘 要：在构建粮食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河南和山西两省小麦主产区2015年631户小麦种植户的第一手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分析验证资本密集环节和劳动密集环节的外包行为影响因素，以及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内部影响关系。研究得出：?Z食种植仍以小规模农户为主。资本密集环节外包的比例较高，尤其是机械替代性较强的耕地、播种和收割环节。劳动密集环节外包的比例较低。资本要素对粮食生产的纵向分工和规模化种植有重要的影响。劳动要素对种植户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和种植业的兼业化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鼓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满足多种农业生产主体的不同需求。鼓励外包服务主体对烘干设施的购置，建设有效外包服务的供需市场。鼓励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同时提高专业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技能。 　　关键词：粮食种植户；环节外包；选择行为；Iv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5-0065-08 　　引 言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基本核心问题。粮食种植户的兼业化生产适应着中国农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为解决规模不经济和劳动力转移问题，部分学者给出的观点是进行土地流转，实现经营权的集中[1-4]，但是农户“离农不离地”“进城不弃地”“弃耕不流转”的现象非常普遍[5]。农地的保障功能，使得农地流转风险较高[6]。中国农地流转的发生率远低于农业劳动力的流转率[5]。但是，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期内仅单纯依靠土地流转减少细碎化，实现大规模连片种植，应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集约小农户，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和利用效率的提升[7]。放任地租导致租金过高，转入农户难以盈利，社会化服务才是多元化的农业发展出路[8]。从规模经济向分工经济是农业创新的重要方式[9]。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可以看出，国家农业政策在供给侧调整的政策导向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得到重视。 　　外包的概念来自企业理论体系，是指企业在统筹分析优势业务与非优势业务的基础上，将非优势业务通过外包的方式完成必要的生产过程，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优势业务上，从而实现企业生产效益最大化[10]。从农户生产角度来看，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动机是经济效益最大化[11]，通过生产环节外包可以汲取社会化服务资源与先进的生产技术，且不同于土地流转，生产环节外包过程中农户仍然保留了农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 　　Picazo-Tadeo等指出劳动密集型环节和资本密集型环节外包对农户生产率有正向影响[12]。Fernandez等通过分析农场主的外包行为，指出外包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外包决策[13]。陈超从农户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水稻种植户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将稻农分为科技示范户和非示范户，不同类型稻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差异[14]。王志刚认为生产环节外包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最初路径，并将水稻生产环节分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外包的次序是从劳动密集环节到技术密集环节再到全环节外包。陈昭玖[16]从农地确权和交易装置的视角分析了环节外包，得出农地确权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进而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实现迂回生产和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应[15]。申红芳分析稻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从需求价格的角度出发，得出劳动力密集型环节遵循需求价格的规律，但是随着技术密集型的增加，价格机制在减弱[6]。Gianessi等得出美国较高的工资成本促使劳动密集环节向外分包[17]。 　　综上，已有文献在粮食种植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实证分析有待完善，且缺少严谨的理论框架构建，解释变量的选取存在随意性；其次，粮食作物基本集中在水稻的实证研究，缺少其他作物的分析，不同作物生长特性不同，外包的环节特征也不同；再次，农户的种植规模和非农工作水平需要综合考虑，种植规模是粮食种植规模效益的基础，非农工作水平反应家庭的农业收入依赖度。小麦是中国的三大主粮之一，本文选取小麦为粮食作物的代表，分析小麦主产区（河南和山西）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选择机制，通过构建理论框架，分析农户粮食种植过程外包环节选择行为的经济机理，找出粮食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选择行为的驱动要素。以期发现粮食种植户不同生产环节选择外包的响应机制，从农户的角度出发，为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开拓更全局的思维。 　　一、理论基础 　　农业外包思想源于分工理论[18]，生产环节可以进行划分，由不同的生产优势主体来完成原本只能由一个劳动者完成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