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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决策到公共选择中国民间金融制度供给剖析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成长期中小企业的社会资本动态变迁与非正式融资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的调查分析”（11YJC840056）；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非正式融资问题研究”（GD10YGL16）；广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珠三角中小企业非正式融资问题研究”（09Y03） 　　作者简介：徐军辉（1977-），女，湖南湘潭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民间金融和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Email：xsally@sinacom 　　摘要：中国的民间金融制度供给存在滞后性，在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民间金融进入契约化阶段以后，制度的滞后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另外，民营金融机构的井喷式发展与资金价格远超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凸显了制度供给不足和供给滞后。根据需求提供制度，会出现制度供给的自然滞后性，但是民间金融制度供给更多地受到政府决策模式转变的影响，从精英模式过渡到公共选择模式，由于利益集团需要反复博弈，会进一步加剧制度供给的滞后。 　　关键词：民间金融；精英决策；公共选择；制度滞后；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F83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关于金融制度供给问题，已有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从时间角度出发，制度供给远远滞后于制度的需求；二是基于数量考虑，制度供给远远少于制度的需求；三是评价制度的效率，制度供给是否达到帕累托改进或者帕累托最优。绝大部分研究都关注了正规金融的制度供给，民间金融的制度问题则鲜有涉及，由于民间金融的规模与风险难以评估，且制度研究的难点在于难以测量、干扰因素颇多，以制度供给滞后性来说，什么状况可以界定为滞后？这种滞后是必然的还是偶发的？制度供给是必要的吗？滞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国民间金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 　　对于制度滞后性，理论界主要是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方面进行界定的，例如，North[1]、林毅夫和孙希芳[2]、贾康和冯俏彬[3]认为社会有了制度需求，但是政府没有及时提供制度，就是一种滞后性。如果要界定民间金融制度是否存在滞后性，就必须回答民间金融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制度需求。首先，从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麦金农和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 “金融抑制”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金融过度或不恰当的干预，譬如利率管制、选择性信贷和对金融机构严格监管等，削弱了制度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也导致制度外金融的出现；另一种解释是Stiglitz和Weiss[4] 的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正规机构贷款，自然需要其他的金融形式予以回应，Besley 和Levenson[5]、林毅夫和孙希芳更进一步论证了信息不对称是民间金融存在的根源，民间金融的信息优势和灵活性，极大地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这两种解释都说明，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内在驱动力，并不必然需要政府制度供应。尤其是Allen等针对中国温州和昆山的研究，证实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依赖的不是La Porta等[7]论证的完善法律—发展金融市场—经济发展这一规律，而是人际关系、名誉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资金来源主要靠私人贷款、人际关系和家族关系等，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金融一直欠缺正式制度供给，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人缘、地缘关系等非正式规则，正是这些规则驱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在正规金融市场发育滞后的情况下很好地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间金融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市场规则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资金的供应和流向，社会关系网络则提供了较好的内部协调机制，政府提供民间金融制度岂不是多余？那么又何来滞后性这一说法？ 　　首先，民间金融制度滞后主要是针对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而言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民间金融的区域发展程度不一，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民间金融的制度需求不同。如果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性提供统一的金融制度，难以实质性地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贾康和冯俏彬认为由于多元个体的制度需求具有非均质、非同一性，制度供应滞后于需求是必然的[3]。赵伟在《民资民企“双困局”源自制度供应不足》一文中对温州民营经济近十年“边缘化”问题进行探讨，阐述了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商业化阶段、制度化阶段和服务化阶段[8]。温州在前两个阶段是竞争占优的，服务化阶段由于缺乏金融支持，企业研发与风险投资缺乏物质基础，发展就落后了。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集中地区均面临着两多两难问题，民间资金多而投资难、民营企业多而融资难，且现阶段仍然缺乏有效率的制度缓解这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