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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让理财回归常态 　　在英美两国，非营利组织对公益性资本进行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已是行业常态。但是在中国，基金会的投资收入比重却在一再下降――2009年，年度总收入前五十名的基金会中，投资收入仅占基金会全年总收入的4.8%，较2008年的7.4%降低了2.6%。究竟是什么束缚了中国公益性基金会的理财步伐？ 　　 　　“基金会为保值、增值进行的投资总额不得高于上年末总资产的10%，投资的年收益率不得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这是2011年初《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四十条新增规定，该送审稿一出炉，就在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 　　中央财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黄震直指，上述新增条款一旦被确立下来，将使基金会的投资行为严重受挫，使行业内“公募基金会越做越大”，“非公募基金会越做越小”甚至萎缩消亡的分化进一步加剧。 　　 　　不投资，便萎缩？ 　　其实，除了上述新增条件外，《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对年收益率最低限额的规定，也一直被业界认为是对基金会投资性行为的政策性打压。 　　该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也就是说：一个注册资本为1000万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应不低于80万元；那么为实现资本的保值，理论上该年度投资性收益应与公益支出持平。根据新草案送审稿，基金会的投资性支出不得超过10%也就是100万――一年内要用100万的投资收益赢回80万元的公益支出，实在不可思议。 　　再看公募基金会：仅需将当年总捐赠收入的70%用于公益项目，原始资金不需用于公益投入，当年捐赠收入的30%可进入下一年度的资金累计。如此，即便不做投资理财，在现有通胀率下，公募基金会的资本仍旧是在增长的。 　　“若这条规定被最终确立下来，基金会的投资行为将严重受挫。非公募基金会只会越做越小，公募基金会则是越做越大。”黄震说，对非公募基金的发展相当不公平。 　　“越做越小”，甚至可能令一批小型非公募基金会率先消亡。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1）》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2月18日，全国已有29家基金会“被注销”。 　　 　　正视投资 　　投资被限制，非公募基金会萎缩――这决非业内人士想要看到的现象。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刘忠祥曾撰文指出，“为了长期发展，也为了保持独立性，基金会应对其原始基金和暂时用不出去的资金进行投资”。 　　一方面，“财产”是基金会存续的基础，而接受捐款和投资增值，是保证基金会财产规模和可持续性的两个最重要手段。尤其对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如果没有持续获得捐赠的渠道，投资增值将成为其财产保值增值唯一且有效方式。 　　另一方面，当基金会通过投资性行为获得一定规模的收益后，“独立性”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通过资本增值，基金会获取额外资金，可自主决策资金的使用，扩大项目规模，从事更多创新项目；甚至还可尝试从投资性收益中划拨人员与行政支出，将项目经费百分百运用到公益项目上，提高公益资本的使用率。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在过去15年中，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通过股权投资，将4000万注册资产增值至14亿元，投资收益长年占据中国基金会前列。仅2009年，其投资收益为2.12亿元，占全年收入的98.6%。 　　该基金会副秘书长许俊文曾公开表示：基金会的负责人只是社会财富的临时保管人，如果不做保值增值，那就是对社会财富不负责任。 　　这一观点与美国基金会的行业理念不谋而合。 　　拥有超过530亿美元资本的全球最大慈善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便制定了完整的资产投资与管理策略，并单独成立信托基金负责这笔巨额资产的运作，以保证在盖茨夫妇死后，基金会仍能持续运作。 　　全球著名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更是在1950年脱离福特汽车公司后再未接受任何捐助，所有支出由原有资本投资股票、国债、房地产所得，堪称基金会理财典范。 　　 　　华融试水 　　然而在中国，基金会投资理财远非主流。2009年，年度总收入前五十名的基金会中，投资收入仅占基金会全年总收入的4.8%，较2008年的7.4%降低了2.6%。很多企业基金会自己不做保值增值，每年按固定比例接收企业捐款，事实上变成了企业部门的延伸。 　　据万通基金会传播官员张静介绍，万通基金会资本规模不大，又没有专门的投资人才，所以投资理财的责任一直由万通集团承担。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也表示，企业通过自身资本的增值来维持其捐赠成立的企业基金会的运营未尝不可。 　　对于这一现状，王震表示忧心。“如果有一天企业倒闭了，不再捐钱了，这些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