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抑商原因剖析.docVIP

西汉抑商原因剖析 　　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抑商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西汉是抑商政策实行的典型时期，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西汉抑商不是从始至终而是渐变的。西汉的统治思想，无论是黄老还是儒家思想，无不要求戒奢从简，而商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攀比之风。武帝时期财政问题的出现，加之商人又兼并土地与政府分利，最终导致抑商的出现。 　　关键词：西汉；抑商；财政；土地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28-02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和“抑商”一直相伴存在，“重农和抑商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政策，而实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成为条件的：重农是为抑商，抑商是为保证重农，彼此缺一不可”[1]。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抑商”原因，但也有学者从农民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启良就认为：“古代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旧的生产方式和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留恋。”（《世界历史》1988年第三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抑商不是抑所有的商，官营工商业不是专制统治者打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王权政治的角度探析了抑商的原因。 　　一、维护王朝思想统一的需要 　　汉初，刚刚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国力孱弱，民不聊生，社会生产百废待兴。因此，汉初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施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在政治和法律上施行贱商政策，但在天下太平，开放关粱山泽，手工业、农业迅速恢复的形势下，商业同样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不少富有的大商人。 　　首先，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富有，使得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法律贬低商业，商人却富且贵，抬高农业，农民却贫且贱问题，以至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2]，“富民不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3]，追逐利益之风逐渐盛行，而这与汉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相悖的。其次，无论是汉初的黄老思想还是后起的儒家思想，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无一例外是要求抑奢从简的。《老子》强调崇简去奢，认为“舍其俭旦广”是趋于灭亡之道，因此，道家主张消灭人的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4]。儒家主张“仁”，“仁”深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而“富”总是与“不仁”联系在一起，被看作“不仁”的因素，是“为仁”所不当追求的。孟子有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5]“富”与“仁”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立的，求利则断然不会为他人的利益着想。西汉的董仲舒也曾直言：“正其谊（同“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体现出明显的尚义黜利立场。商人位于“四民”之末，王充《论衡?佚文篇》载西汉杨雄的《法言》。有商人出钱愿载于书，杨雄断然拒绝：“夫商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这正是儒家传统观念下的典型反应。但追逐利益于国家来说本是无损也是无害的，但这一抑奢的思想根深蒂固，无疑是导致封建政府实行抑商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汉初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这是相对于秦王朝暴政下民不聊生的复苏。事实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以农为本的西汉王朝，经济远未达到繁荣程度。可面商业的高利润，民众弃农趋商的趋势愈来愈强，以至于出现了“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7]的现象。商人要求信息畅通，货畅其流，因此会想方设法加强各地乃至与边界的交往。就如傅筑夫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安定的、静止不动的社会结构中，唯一能促使僵化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是商业，只要商业一发展，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出现，变化就马上开始了。”[8]但是，专制王权仍然企图把商业的活动拘束于各自的封区之内，而商业的发展则要求突破封区走向开放。这样的交流的结果是开民智，主流舆论将不被专制王权所控制，这无疑与专制王权要求愚民的思想是冲突的。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维护专制思想的统一，抑商无疑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举措。 　　二、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需要 　　汉初，政治和法律奉行贱商，但经济上却实行通商。《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文帝即位后，修身勤俭，一心以百姓为重。当民众大多放弃耕种土地而去经商，贾谊于是上奏：“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奢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今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可以为富安天下。”[9]贾谊认为民众弃农经商危害国本，使他们回归农业才是正经之道。继贾谊之后持有这种观点的是晁错，他们提出了抑商的想法，但是文帝、景帝并没有采纳。这从文帝、景帝时期的诏书中可以看出来。《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孝文帝二年（公元178年）九月诏：“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