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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20世纪前期国人戏曲观念之转变 　　[摘要]20世纪前半叶，国人的戏曲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的转变。从“野蛮”、“原始”的待被扫除的“遗形物”到有“高贵的价值”的可引以为荣的“国剧”；从消闲娱乐的“玩艺儿”到被迫承担起“启蒙”、“救国”的光荣使命并最终与话剧联姻；戏陷艺人由卑贱的“戏子”、“婊子”转身成为令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各种转变的发生最初仅局限于知识阶层，但后来却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20世纪前期各种事件的发生，促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关键词]戏曲；戏曲改良；遗形物；国剧；话剧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9)04-0115-06 　　 　　已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自春秋以来发生变故最多、变化也最大的一个世纪。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国人对许多事物的体认与此前相比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格局中，“文”(艺)的地位是极其尴尬的。孔门的思想家们固然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然而孔门终究是以修身明道为根本，文章辞令为末技，故孔子训诫他的门人说“辞达而已矣”、“致远恐泥”，文人若过多地瞩意于“文”，则不免涉嫌轻薄。从总体来看，实用主义的“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占居支配性的地位，魏晋时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的文艺观则是昙花一现的。“经”、“史”、“子”、“集”四部中，文学所属的“集”部是附属性的、价值含量也是最低的。文学中品位较高的诗、文尚且如此，至于词、曲类自然更是尴尬了。四库馆臣有判词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故戏曲(旧时多称“传奇”)的作者“弗贵”，其搬演者(旧时多称“戏子”)为“贱民”，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初也仍然是如此。民国初年。戏剧史家齐如山与梅兰芳的结交，一向为戏界一段佳话。齐有意助梅成为名角。两年之中频频写了百余封信，却始终没有与梅正式结交、面谈，这实际主要是出于他当时难免的一些顾虑： 　　吾国社会中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再前不必谈，明清两朝，几百年的风俗，凡是正人君子，都不肯与戏界人来往――尤不敢与唱旦角的熟识，免招物议。所有与戏界来往者，都是纨绔子弟。倘某人与他们稍为亲近，则亲戚本家，便可与其人断绝来往。一直到宣统年间。这种思想还仍然存在。也无怪其然。因为明清两朝的法律，凡唱戏人的子弟，不但不许做官，且三辈不准考秀才。彼时不许考的人，不止唱戏的，还很有几类，如衙役、妓女、剃头师傅等等都不许考。 　　齐如山先生的这段话，如实地反映了数百年来始终如一、直至上个世纪初也依然未改的客观现实：戏业为贱业，“戏子”为贱民，与“戏子”往来有涉轻薄，正人君子走避之。但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各种事件、变革的发生，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国人戏曲观念的转变也是其中之一。唱戏的贱民们真正翻身成为“文艺工作者”虽然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但国人戏曲观念的转变却主要在20世纪的前半叶完成的，这也是“戏子”翻身成主人的理论前提。有鉴于此，本文拟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择取数种重要事件，梳理20世纪前半叶国人戏曲观念的转变。 　　 　　一、戏曲改良运动 　　 　　20世纪的前二十年，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主要是两件：一是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戏曲改良”运动，二是北京《新青年》杂志引发的围绕“旧戏”的论争。 　　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后的四五年，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戏曲改良”运动，可以视为晚清“维新”、“新政”的继续和延伸。在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庚子之变的耻辱之后，舍旧谋新、学习西洋已成为许多知识人的共识。慕优生《海上梨园杂志序》谓：“十数年来，中国凡举一事，莫不舍旧而谋新，于是戏剧亦有改良之名。”1904年9月，陈佩忍(即陈巢南)、柳亚子、汪笑依等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本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倡导戏曲改良。要求戏剧“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同年，陈独秀以三爱为笔名发表《论戏曲》一文，强调中国戏曲“移风易俗”的功效，提醒民众不要鄙视戏曲，并极力褒扬，“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象那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不认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么?”陈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革新人士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上海、天津、南京、北京等大城市，戏曲改良主要表现为文明新戏的竞相上演。汪优游、郑正秋、欧阳予倩等都是当时极为活跃的人物。1912年3月11日，由潘月樵、夏月珊兄弟等发起的上海伶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伶界联合会以“改良戏曲。排演新戏，表扬革命真诠，发阐共和原理，使萎靡之旧社会日就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