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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书院刻书浅述 　　【摘 要】书院制度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撑，其在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方面提供了空间。闽北在古代中国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其书院刻书业为闽北的文化提供了巨大帮助，本文拟以数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书院制度与书院的刻书对闽北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闽北；书院；刻书 　　《唐六典》称集贤书院为“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官办的书院一般是校书、藏书的地方，李国钧先生在《中国书院史》说：“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但除此之外，书院还有一项，就是刻书。 　　唐代时期，闽北已经出现三家书院，在全国来说，数量不大，到了宋代，福建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心由沿海地区转到了闽北，突出的地理位置优势是一个重要因素。两宋时候，福建的进士人数是全国最多的，而闽北又是重中之重，是最为繁盛的地区。这一地地区聚集着福建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也大多产生这个地区，这就为他们的刻书解决了刻什么书的问题。书院根据其本身特性，可以大概分为以下几种：官办，由政府出面创建；民办，由民间文人或不在职的馆员自主创建；祭祀祠堂，为了祭祀先人或某位值得创建人尊崇的人而设立的；刻书之坊，此类名为书院，实则刻书之地。这几类情况在闽北书院都有存在。以下就简单介绍他们中比较重要的几家： 　　建阳鳌峰书院，是唐代尚书熊秘创建的，位置在建阳县崇泰里熊墩，建成后不断遭到破坏。其第十七世孙熊禾入元后，不愿出来做官，从武夷山回来后，就把书院修整一番，用以讲习授徒，四方学子慕名而来，鳌峰书院盛极一时。书院大门正好面对云谷山，因为朱熹（朱熹一生创建多所书院，并曾在全国六、七十个书院讲课）也曾经筑室讲学于此，熊禾为朱熹再传弟子，于是改额曰：“云谷书院”。熊禾曾为胡一桂刊其父《易学启蒙通释》，为董真卿刊其父《孝经大义》，元至正十三年（1353）曾孙熊坑于书院刊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等。 　　建宁屏山书院，座落在五夫里屏山麓，即今之五夫乡府前村。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刘子翚返乡疗病归隐于崇安五夫屏山，其“辟家塾”创建书院。刘子翚（1101～1147），理学家，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又号病翁，人称屏山先生，与胡籍溪，刘原仲等讲学论道，收徒讲学，朱熹曾在此就读，并陆续于此讲学、著述30余年。宋末元初毁于兵燹。后来在建宁府另建同名书院。刻书有：元至正二十年（1360）刊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同年又刻印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等。 　　建阳同文书院，是朱熹于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771）在建阳崇化书坊街中心创建的，师资大多由昔日好友资助，当地的社会名流，宗师宿儒，当地官员，多慕朱熹的名声而来，出入者不计其数。讲学之外，也有专人从事经营刻印书籍，其中有大量朱熹自己以及儒家先贤的著作。刻印朱熹的著述如《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程氏外书》《汉书》等等，南宋宁宗庆元前后（1195-1200），南宋学者人称草堂先生林用中资助了朱熹在书院刻印《论孟精义》、《小学》、《童蒙须知》及朱熹与吕祖谦合著的《近思录》等。后来屡次遭遇经营不善和战乱，但得到了重建，如元大德五年（1301），泉州总府推官张光祖重建书院，而后又毁，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礼部侍郎张元略加以翻新、修整，后明正统三年（1438）提学事高公超又加整治，并在此藏有书版，书院在明代时期刊刻了袁达的《佩兰文集》三卷等。 　　紫阳书院也是朱熹创建的，又称武夷精舍、武夷书院，位于武夷山隐屏峰南麓，九曲溪五曲溪东，宋淳熙十年（1183）朱熹于此创建武夷精舍，作为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之所。当时著名学者如蔡元定、刘火仑、黄干、詹体仁、真德秀、李闳祖、叶味道等等，都曾在这里求学。南宋末期，武夷精舍修缮扩建后，改名为“紫阳书院”。宋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武夷精舍刻印《小学》六卷。 　　建阳考亭书院是宋淳祐四年（1244）理宗赵昀御赐“考亭书院”匾而得名。朱熹于宋绍熙三年（1192），为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位于今建阳市考亭村。其晚年在此处讲学著述，对闽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书院刻书有：元大德间（1297～1307）刊《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十八卷，大德十年（1306）刊王安石撰《王荆文公诗》五十卷卷首三卷等。 　　建阳云庄书院刘爚于宋嘉定三年（1210）创建，位于莒口镇马伏村。刘爚（1144—1216），理学家，字晦伯，人称云庄先生。南宋孝宗赵慎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刘爚师从于朱熹，为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