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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怎能控艾滋 　　官员肯定“实名制” 　　 　　 “实名制”就像流感病毒，在这个寒冬里四处扩散。继菜刀、手机、火车票、避孕药、微博实名制后，艾滋病检测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实名”的目标。 　　 近日，广西可能将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写入地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消息，引发巨大争议。争议起始于广西媒体对《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的报道。记者提及《草案审查稿》的“亮点”，包括“艾滋病检测实名制，要求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 　　 这则消息原本很可能淹没在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中。但是，在2月8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广西的做法向卫生部官员提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对实名制表示了赞同，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实名制，连结果都很难通知他，通知他以后又没有办法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就会影响艾滋病防控成效。” 　　 王宇的回答激起千层浪，特别是研究艾滋病的社会学者、法律学者、民间NGO人士以及感染者群体，对“实名制”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新浪微博的投票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投票者反对，三成左右的人表示支持，还有一成左右的态度是“不好说”。 　　 尽管官员和民间声音的隔空喊话甚是热闹，但“实名制”在艾滋病检测中并不新鲜。事实上，艾滋病检测在复诊阶段的实名制早已普及，广西相关条例虽然目前尚未公布，但此次争论的焦点，在于艾滋病检测的初筛是否都需要实名。 　　 艾滋病检测一般分为初筛和复诊两个阶段，在初筛阶段，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检测点允许匿名检测。 　　 如果受检者检测结果为阳性，他（她）还必须接受复诊以便确诊――在艾滋病初筛中，有一定比例为“假阳性”。而这一次复诊，疾控机构会要求受检者登记个人信息，以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后续的治疗服务。 　　 “现有的流程，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既能保证高危人群自愿检测的积极性，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隐私。”上海律师周丹，多年关注和参与艾滋病相关法规的研究，他认为，如果广西准备在初筛阶段实行“实名制”，只会吓跑那些准备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 　　 　　患者隐私对面是公众健康？ 　　 　　 “但是这种方式(艾滋病自愿检测――记者注)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一些高发地区有局限性。由于你携带了艾滋病病毒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别人有一个感染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照顾感染者的隐私，还是控制疫情、保护公众健康呢？” 　　 王宇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认为，掌握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有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扩散，进而保障公众健康。在赞同者看来，掌握感染者资料，便于将结果告知本人，一方面可以让感染者自觉减少病毒传播，另一方面有利于医疗机构对感染者的治疗。 　　 但是，这个假设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病人的信息不被泄露，病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得到关照。遗憾的是，现实环境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010年，小西走进广西柳州疾控中心，匿名接受了第一次艾滋病检测，随后他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 　　 复诊的时候，按照要求，小西提供了真实的身份。拿到确诊通知后不到一个星期，小西接到他户籍所在老家乡卫生院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向他表示慰问，但这样的慰问没给小西带来温暖，反而加深了他的恐惧。“我那巴掌大的地方，真怕遇到熟人。”小西担心，卫生院会把信息转给村委会，而在一个小地方，村里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隐私保护很难做到。确诊后，小西尽量不回老家，生怕他的事已经在乡里乡亲们中间传开。 　　 小西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在他得到确诊结果时，他的一个朋友也得知了小西被确诊的消息，消息是一位艾滋病干预志愿者“传达”的，这名志愿者是他们共同的朋友。 　　 经历这一切后小西告诉记者，如果初筛就要登记身份信息，他当初一定不会迈出这一步。 　　 与小西一样，记者采访的学者、NGO人士和感染者，反对的不是检测“实名制”，而是没有隐私保护的实名制。感染者们愿意为了治疗的需要登记自己的真实信息，但他们害怕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被泄露，这会让他们无法生活。 　　 在一些人看来，强调保护艾滋病感染者隐私，似乎是颇为“矫情”的事。还有更多人对感染者进行“有罪推定”，以为如果不把他们“晒”在阳光下，他们就一定会威胁别人的安全。 　　 “阳光太强会晒死人的。”周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还非常严重，如果缺少宽容和理解的“树阴”，把感染者暴露于烈日下，不管对感染者还是其他公众来说，并不比“隐身”更安全。 　　 最近的十年中，政府倡导的反歧视宣传，在公众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还普遍存在。在纪录片《在一起》中，涛涛一家吃饭的情形让观众难以平静：继母不能接受涛涛的筷子从火锅里夹菜，涛涛要吃什么，都由父亲替他夹，饭后，涛涛自己清洗自己的碗筷，不跟家人的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