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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研究 　　内容摘要：证据材料的收集、提供主体、手段、内容、形式、程序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则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审查批捕的依据。 　　关键词：审查批捕 非法证据 排除范围 　　 　　审查批捕是检察机关最具有司法属性的一项职能，该项权力的行使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人身权利，是人权保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关注检察机关的人权保障状况，就必然关注审查批捕权力的行使情况。为了确保审查批捕权力的正确行使，研究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司法实践，针对审查批捕阶段容易出现的、且应当加以排除的非法证据加以整理、归纳和研究。 　　所谓“非法证据”是指证据材料的收集或提供主体、手段、内容、形式、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换言之，证据材料的收集、提供主体、手段、内容、形式、程序等方面须符合法律规定，若其中一项以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则为非法证据。我们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有下列情形的，可视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 　　 　　一、取证主体违法 　　 　　这既包括非法定主体收集、提供的证据材料，也包括法定主体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收集、提供的证据材料。1997年1月，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部门在办理某公安分局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顾某某、张某某、朱某、陈某某、张某涉嫌抢劫一案过程中，发现公安承办人王某某原系某钢铁厂保卫处干部。按照公安部在修正《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时规定“未纳入公安序列的保卫处、科及公安处、局、分局不具有刑事侦查权的主体资格”，王某某系企业保卫处干部，未纳入公安序列，不具有刑事侦查权，不属于合法的收集证据材料的主体，该份证据应予以排除。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情况有：联防队员代替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材料，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参与侦查收集证据材料，因联防队员、纪检、监察部门人员不具有刑事侦查权，其收集的证据材料均为非法证据。 　　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根据：（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回避申请或依法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回避的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所作的记录、翻译、鉴定结论，但在公安机关负责人、检察长收到申请或提出回避意见后未作出回避决定前收集的证据除外；（2）非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等的侦查人员侦查收集的言词证据；（3）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作的证言；（4）非自然人提供的书面证言；（5）不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部门或人员所作的鉴定结论，非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所作的对人身伤害重新鉴定结论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6）不具备法定资格的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司法审计报告。 　　 　　二、取证手段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规则》第146条亦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即以这些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因违背宪法和程序法的要求而为非法证据。 　　2001年3月，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部门在办理犯罪嫌疑人夏某某盗窃案时，了解到负责该案审讯工作的公安分局某派出所侦破组警长张某某在审讯犯罪嫌疑人夏某某时对其用木板、胶带捆绑，实施刑讯逼供，造成夏某某左下颌骨髁状基底部骨折，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法纪检察部门已对张某某立案侦查。审查批捕时，发现张某某参与讯问夏某某而形成的笔录及其收集的其他旁证，公安机关仍然采纳，并作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材料。该案中，侦破组警长张某某为逼取口供，采用将对象夏某某用木板及胶带捆绑的方法进行讯问，致使对象轻伤，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47条之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根据《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的规定，张某某参与收集、提供的证据材料因系刑讯逼供所得，显属非法证据。因此，这些证据材料既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夏某某盗窃罪的根据，也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夏某某的根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刑事诉讼规则》之所以如此规定，不仅是基于对最基本人权的保护与对宪政精神的尊崇 ；也是基于揭示案件真实情况的需要 。以使人在肉体上剧烈疼痛的方法；以威胁、欺骗方法；以使人疲劳、饥渴方法；以服用药物、催眠方法；以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方法；以及以利诱、违法羁押、声光刺激、冻晒、精神折磨等软性的刑讯逼供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均属排除之列。 　　我们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