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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乐器制作材料的天人合一特色 　　摘 要：中国乐器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八音”分类法，强调制琴使用天然材料的重要性，后世蔡邕等人的琴论更是将制琴材料的天然灵性作为重要命题加以论证，嵇康将制琴材质的体认提高到了生命境界的高度，充分融入了道家道教的心性论、境界论的哲理内涵，高扬人的心、性、德在制琴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其精神意趣完全与道家道教“天人合一”的生命祈向相一致。 　　关键词：尚自然；崇天然；天人合一；嵇康；心性；境界 　　中图分类号：J61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2-0045-03 　　 　　 中国乐器的制作向来很讲究材料的选择，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乐器就产生了“八音”分类法。“八音”分类法按照乐器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之中，只有“金”是人为材料，其余七类均为自然、天然的材料，“金”虽因尊贵、罕有，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权势被排名榜首，但从其余7类天然材料所占的绝对优势比例中，可以显见出中国乐器制作崇尚自然、天然材料的“天人合一”特色。后世中国乐器的制作沿袭了周代“八音”分类法的制作体例，其制作材料也多以天然材质为主。如在音乐活动中普遍使用的乐器，箫、笛、管、笙、埙、琴等，都是用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天然材料制成的。中国乐器中只有少量金属乐器，如为渲染气氛而使用的色彩性旋律乐器――编钟和一般非旋律性打击乐器，如锣、铃、铛、钹等。中国乐器制作大量使用天然材料，体现了琴人对乐器自然属性的保留、尊崇与向往，也是对古人尚自然、崇天然的“天人合一”追求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乐器的制作材料不仅讲究取自天然，在具体选择乐器材料的制作过程中，也是有许多繁琐考究的。琴人为了选择到最合宜制作乐器、最能保存和代表大自然信息的天然材料，宁愿采取精挑细选、精心筛选的方式，并采取逐地、逐时、逐一比较的繁琐作法。如琵琶的制作，其原料――木材的选择就非常讲究，不同品种的木材，如泡桐木、黄花梨木、红木、大叶紫檀、小叶紫檀或黑檀制成的琵琶，其音色各有不同；不同季节，或不同生长阶段采伐的木材，对琵琶的音色音质亦有明显的影响；甚至不同地区、不同自然环境下生长的同一种类木材，所制乐器的音色也有差异。可见，琴人没有采用人为地标准化、统一化的加工、处理的简便做法，而是精心筛选自然材料制作乐器，这与西方统一标准型号、规格的流水线、成批量制作乐器方式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为了充分尊重与保留自然物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丰富性。琴人重视制琴材料的天然属性，可以肯定选择良材的规律，即材料与自然整合的程度越高，其价值也越大，即是说材料的价值完全是由其与自然接合程度的高低、深浅决定的，也即材料越天然越珍贵。中国琴人仔细推敲乐器制作材料的做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乐器的制作非常强调物（制琴材料）与自然、人（精选材料及制琴过程中融入了主观意识与能动性的参与）与自然的融合，是把“天人合一”的信息含量摆在首要位置的。中国乐器制作材料完全保留自然属性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琴人对自然、天然的极度憧憬、崇敬与尊重，这与中国古代哲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完全吻合、一致的。 　　中国乐器制作材料崇尚自然天成的做法并非近现代才出现，而是一脉相承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而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前文所述，早在周代，“八音”分类法的明确提出就早已宣布了中国乐器制作材料“天人合一”观念的确立。至汉代，对于乐器制作材料的选择，琴论已将其视为一个重要命题来加以系统讨论。如蔡邕《琴赋》在论及制琴之材料时曰： 　　尔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烨，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巅，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尔乃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角羽，曲引兴兮繁弦抚。① 　　蔡邕在《琴赋》中首先指出制琴所需之良材――椅桐（梧桐），椅桐生长于层山之陂，蒙受甘露、清风之润泽，与鸾凤、玄鹤为良伴，具有天地自然万物的灵性，使用这样的材料制为雅器，定律协音，才能产生“通理治性，恬淡清溢”之功用。可见，蔡邕将制琴材料的天然灵性与琴乐通理治性的心理功能二者划上了等号，这是汉代风靡于世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在琴论上的具体反映。作者虽身处谶纬迷信弥漫的时代，却并未用天人感应理论对制琴之良材进行生硬的穿凿、附会，进而演绎成神秘说教，作者只是从制琴之良材能够沟通心灵，澡雪精神的心性论出发论证天、人的互感互应，这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 　　另傅毅《琴赋》中也有相似论述： 　　历嵩岑而将降，睹鸿梧于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对修条以特处，蹈通涯而远游，图兹梧之所宜，盖雅琴之丽朴，乃升伐其孙枝，命离娄使布绳，施公输之剞劂，遂雕琢而成器，揆神农之初制，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郁滞。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