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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写实油画的精神与品格简论 　　说实在，某某领域中的“精神与品格”问题很容易成为宏大而空泛的命题，不容易符合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的要求。我想有两种途径可以使它免于空疏之讥：一是把问题缩小到某一具体领域，二是从具体个案入手，都可以使问题意识凸显出来。过去谈写实油画的精神与品格，印象中多会从人品、精神境界、抒情写意、民族化等方面进行立论，高则高矣，但好像缺少了面对现实的针对性和思辨性。 　　 　　望月（木板油画） 张洪忠78cm×180cm2006年 　　 　　毫无疑问，“精神与品格”是艺术的多元价值之中最根本所在，但无论对于创作者或是欣赏者，它们的存在与显现方式却很不容易把握。虽然在中国传统文论、诗学中曾充满了意象幽深的品评文字，在五四文化运动以后弥漫中土的西方思潮中也不乏条分缕析的文艺思辨的言说，但对于当下国人而言，艺术中的精神与品格问题仍被粗暴地与艺术创作的题材、作者的人格（而这往往又与地位、资历等联系在一起），以及与某种主流意识旋律的关系等集体意识捆绑在一起，精神与品格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异质性难以得到细心的研究和言说。事实上，我们都不会否认，不能离开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去谈论艺术的精神与品格问题，但是人们又好像不懂得如何把社会与艺术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因为在人们的内心其实已经倾向于可以把艺术与社会割裂开来―― 尽管在口头上很少人会公开这样说。所以，我总觉得当下有太多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的所谓“精神与品格”，是一种与社会真实的存在无关的虚幻荣衔，他们是否拥有何种“精神与品格”，其实是无关社会痛痒的。因此，我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精神与品格”是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的。如果一个艺术家置社会现实于不顾、置人生的道义伦理于不顾，甚至讴歌专制、曲意向权力与资本献媚，无论如何夸耀、吹捧他的艺术的“精神与品格”，都是不可信的，都应该受到鄙夷。问题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在当代社会中真正建立艺术的价值和力量？又比如说，中国人的当代生活究竟对于精神领域提出了什么真正有意义的需求？有什么东西必须被颠覆、被抛弃？同时有什么东西应该被建构、被坚持？在这种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质询中，我们才能明白“精神与品格”问题的真正价值所在―― 它是艺术家的人生与社会关怀的一种衡量标准，是真正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一种精神旗帜。 　　其次，联系当下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我认为假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也会对思考“精神与品格”的问题有所启发。在这里，可以阅读琳达?诺克林的相关论述。我们知道“现实主义”并非写实主义的同义词，“‘现实主义’一词确实完全泄露出的是一种只属于19世纪中期的妄想―妄想它已经发现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解开现实之谜。不管怎么说，19世纪现实主义确实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与之前及之后的所有写实表现有所不同。”（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第55～56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应该说，尽管我们已经抛弃了那种以艺术来“解开现实之谜”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的严肃精神和道德责任感却是我们不应抛弃和嘲笑的。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严肃的立场和责任感。当然，正如琳达?诺克林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第48页）诺克林接着以库尔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创作为例，认为库尔贝的《采石工》等作品在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对社会不义的控诉上，并非是显豁的、外露的，他的作品中的社会煽动性在巴黎沙龙展上令资产阶级大为震惊，是对当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以大幅画面的规模为特征的形式创新。他的画并非是对社会原则的直接宣示，仅是因为其规模、风格和题材而被视为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威胁，并因而与当时的左翼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第51页）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以画领袖肖像的规模和风格处理这一题材，情感上的审美倾向迅速转换为社会政治的呼声。 　　 　　俺就爱你（布面油画）宫立龙190cm×170cm2006年 　　 　　诺克林认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注并不必然牵涉对社会目标的公开陈述或对恶劣政治状况的公然抗议。但仅就当时的‘转译面貌、风俗’这项意图而言，就已经暗指出一种对当代社会状况的具体牵涉，甚且因此或许就能造成对现存价值及现存权力体系的一种威胁― 威力之强，甚至有如投下一枚炸弹。”（第55页）因此，我们不一定只能在以艺术创作为社会革命途径的艺术家中寻觅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比如新印象派画家西涅克就认为：“社会学中的正义，与艺术中的和谐，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画家并不是以创作无政府主义绘画为志向的人，而是不求名、不求利，用尽个人一切力量以借个人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