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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争，亚洲的另一场大博弈 中日关系现状及原因 　　尽管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和占领，但中日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接触并恢复邦交。但最近10多年，中日关系受困于一个棘手的恶性循环，其特征是互不信任，在安全、政治和经济上“掰手腕”。 　　目前，中日两国民众间弥漫着明显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日本智库“言论NPO”，曾在2015至2016年间开展了一系列民意调查。调查显示，2016年，多达78%的中国民众和71%的日本民众认为，中日关系处于糟糕或相对糟糕的状态。相比2015年，认为中日关系今后将会进一步恶化的民众，在中日都大幅增多。中国方面，这部分民众所占比例从13.6%升至20.5%；日本方面，从6.6%升至10.1%。46.3%的日本民众和71.6%的中国民众认为，中日关系将成为亚洲的一大潜在冲突源。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86%的日本人和81%的中国人反感对方。 　　中日民众互不信任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北京和东京在政策层面悬而未决的纠纷。例如，日本的调查发现，超过60%的中国人之所以反感日本，是因为日本缺少对其二战暴行的道歉和忏悔，并在2012年9月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多达77%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未对战争暴行予以充分道歉，但超过半数的日本人却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道歉得足够多”。 　　如果说中国的关注点在过去，日本担忧的则是现在和未来。调查显示，近65%的日本人表示，导致其对华负面看法的原因是钓鱼岛争端，超过50%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行为“带有霸权色彩”。多达八成被调查的日本民众担心，中日领土争端可能导致军事冲突，持同样观点的中国民众则占到59%。 　　尽管中日民众相互印象不佳，并担心可能爆发战争，但两国的经济互动达到了近乎空前的程度。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公司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华人员工多达1000万人，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 　　在国际政治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强大的经济联系将会降低爆发安全冲突的几率。在中日关系中，这一观点正在经受考验。中日关系自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降温以来，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 　　多年来，日本分析人士一直在关注，中国发展带来的长远影响。近年来，尤其是中国经济于2011年超过日本之后，这种关注变成了公开的担心。自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危机以来，东京的决策者将北京的行为解读为“炫耀新获得的国家实力”，并对美国在东海问题上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沮丧。 　　然而，一些中方学者则认为，中国仅富裕人口的数量目前就已超过日本人口总数，今后日本根本无法与中国竞争。中国的知识界几乎一致对日本持负面看法，对日本在南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担忧。这种态度缘于，他们不愿接受日本作为一个正常的亚洲国家，同时，也是对日本作为唯一能阻止中国实现某些目标的亚洲国家的担心。 中日竞争的表现方式 　　传统上，中国在制度倡议和对外援助方面远落后于日本。不过，近年来，北京将此作为其地区外交政策的一项内容。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试图通过成立亚投行来推动地区金融体系的多样化。 　　不过，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面临的关键挑战并非亚投行，而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既是经济计划，也是政治计划。中国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做出的巨额基础设施投资承诺，实质上是试图用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架构来连接陆上和海上贸易线。作为一项准贸易协定，“一带一路”计划凸显出中日之间的自由贸易竞争。 　　过去10年，中国一直试图在贸易领域赶上日本。中方意义更为深远的一项举措，是2011年接受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东京虽无力改变现状，但仍试图“另辟蹊径”。一个方法是继续参与RCEP的谈判，另一个方法则是让亚行也资助那些获得亚投行投资的地区工程。今后，中日之间的此类竞争，将可能成为地区经济关系的常态。 　　在安全领域，中日围绕影响力和权力的争夺更为直接。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上台后，着手增加军费，日本的国防预算2013年以来连年增长，如今总额达到约500亿美元。通过修改战后法律限制，如放宽武器出口禁令、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倍政府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军事存在”。东京加强了与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的安全合作。 　　如果说东京试图以一种合作博弈来构建与亚洲国家的桥梁，北京则试图通过建设人造岛礁等做法来获得外界对其亚洲安全大国地位的承认。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填海造陆活动，显示出北京以强大军事存在为支撑，维护南海领土主张的决心。 　　简言之，中日在亚洲相互竞争的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日本试图通过讨好他国来受到“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