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增长低就业断言太轻率.docVIP

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言太轻率 　　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总人口增加35%；同期就业人口增加87%，城镇就业人口增加178%。 　　 　　今年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断言：亚太地区的很多开放经济―― 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成功范例――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却反而致使就业机会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经历了“无就业增长”。 　　我们认为，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 “高速增长”是真，而所谓 “低就业”或“无就业增长”则是由于统计口径、手段与方法不适应时代特征而导致的假象或误判。 　　 　　 　　普查数据不支持“无就业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此过程中，正确的就业与失业数据是难以取得的，因此，即使有这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也只能是参考，不能据此就对一个国家的就业状况作出结论。 　　目前，何为高增长高就业，何为高增长低就业？业界尚无公认的定性或定量标准。但是对于“无就业增长”，则完全可以用城乡人口变动、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变动普查数据的对比，来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 　　近20多年来，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流动。根据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且长期稳定不变。从1978年起到1996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从82%下降到70%以下，平均每年下降约0.7%；从1996年到2004年，农村人口从70%左右下降到58%，平均每年下降约1.5％。从1996年开始，中国农村人口的绝对数也开始下降，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上述数据是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取得的，应该具有权威性以及很高的可信度。 　　由于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其基础是农村产生了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高速发展缺乏并需要大量低技能、低工资和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因此，这种流动本身就反映了城镇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增加。 　　从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比较，也可以说明中国是高增长与高就业并存。同样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0.5%下降到46.9%，年平均下降超过0.9%；同期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29.5%上升到53.1％；在2002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50％；紧接着在200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口首次出现绝对量的下降，从上一年的36870万人下降到36540万人。短短的20多年内，就业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而这一转变对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用了40余年的时间。 　　总的来看，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GDP从3624.1亿元增长到136584.3亿元，增长达36.7倍；同期全国总人口从96259万人增加到129988万人，增加35%；就业人口总数从40152万人增加到75200万人，增加87%；城镇就业人口从9514万人增加到26467万人，增加178%。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没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绝对增长速度或相对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语是轻率的。 　　 　　 　　统计口径不同导致误差 　　 　　但“高增长低就业”的看法确是十分普遍，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对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中国城镇职工就业弹性系数（指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的计算显示，系数在减小甚至是负数；二是由于城镇下岗失业人群与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汇合，短时期内造成了城镇劳动力供需总量的大矛盾，造成了“就业形势严峻”。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转型阶段，承认就业形势严峻应该是有理有据也是有益的，但是断言“高增长低就业”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分析或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不能只以“城镇”为视点，而不以“全国”为视点；不能只以“正规就业”的“城镇职工”为基础，而不以符合就业标准的“全国就业人口”为基础；更不能只对“城镇正规就业”的统计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与推理，而不对全国实际就业状况进行观察和分析，否则难免以偏概全。 　　就以“就业弹性系数”来说，由于对“从业人员”或“就业人员”采用的界定标准不同，统计数据不同，测算出的“就业弹性系数”相差很大。 　　比如《北京市统计年鉴2004》的全市“从业人口”总数为703.3万人，而《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市“就业人员”为858.6万人，差距高达155.3万人，其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市统计年鉴》未把私营企业雇员和自雇就业者作为“就业者”统计。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完全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测算了不同人群的“就业弹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