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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药代表的意外死亡 　　万建国之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幕交易、恶性竞争背后，医药代表们窘迫的人生境遇。但事实并非如此：万建国生活富足，是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医药行业最大的竞争不在医药公司而在制药厂，至少国企中的医药代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压力。 　　 　　万建国与免疫球蛋白死亡事件 　　“2008年时，万建国觉得单位效益不行，他跟妻子吴佩奋说过，过了这一年要自谋出路。”万建国的一位亲属告诉本刊记者。但万建国最终没能跨过这一年。 　　2008年5月22日至28日之间，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一起重大事故，6名患者使用了由江西博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后死亡。警方怀疑有人在这箱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里做了手脚，制造了一系列命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江西省公安厅立案后，从南昌市抽调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南昌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万建国在7月5日凌晨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接受调查。“临走时他还不在意地安慰吴佩奋，认为一定没事。”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负责县医药公司在第二附属医院的业务，同他一起，其他公司负责该医院业务的100多个医药代表也同样接受了调查。 　　吴佩奋两次到看守所给万建国送衣服和日用品，但始终没能见到丈夫，8月8日晚上，正在家里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吴佩奋接到了噩耗，万建国在审讯期间死亡。据检察院提供的法医鉴定结果，死亡原因为钝性外力作用于胸部致心、肺挫伤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审讯过程中精神紧张、疲劳等因素作用下，其本身所患心脏病变引起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机械性损伤等因素在其死亡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其本身所患的心脏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促进作用。 　　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根本没有心脏病，身体很结实。”吴佩奋曾在媒体上讲述她看到丈夫尸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眼睛都没有闭上，脚趾甲盖全都被拔掉了，浑身都是伤，隔着毛毯都打出那么深的伤痕。” 　　警方从万建国家里曾搜走一台消毒柜，怀疑万建国曾搬回一箱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并用消毒柜进行加热，导致这些药品变质。万建国的亲戚表示这种说法很荒谬：“消毒柜那么小，整箱怎么放得下？如果是一瓶一瓶分开往里放，打开和合上包装都需要特殊的工具，一般人家里怎么会有！”万建国的家人后来获得了一份南昌市公安局发出的会议纪要，最为核心的内容为，不能认定万建国与此次免疫球蛋白死亡事件有关。 　　2009年7月1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万建国被刑讯逼供致死案件。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中写道，万建国经受了长达17个小时的刑讯逼供，南昌市公安局的邓鸿飞、夏向东、郭松林、熊玉儿等人对万建国实施了反身吊挂、电击等刑讯逼供行为，拿毛毯垫在万建国身上，持木棍击打万的上臀部、背部；毛毯掉落后，又继续持木棍击打万的胸部、上腹部，之后，又按住万的头部撞击窗户栏杆。法院最终判决，邓鸿飞被判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夏向东构成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郭松林、熊玉儿构成刑讯逼供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凯告诉本刊记者，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可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申请，吴佩奋提出了，但被检察院拒绝。作为被告的邓鸿飞等人，享有独立的上诉权，“邓鸿飞的律师提出，有新的证据要提交，要求终审，获得了批准”。 　　在今年4月1日的终审开庭后，张凯对邓鸿飞是否真的在监狱服刑提出了质疑，他回忆开庭时的情景：“邓鸿飞出庭时穿了带拉链的夹克衫，下面穿的是西裤，按理说在监狱里是不能穿带铁的衣服的，他在外面套了一个黄马夹，上面印着看守所的字样。同样很奇怪的是，明明应该在法院开庭，重刑犯人应该是从监狱到庭，结果却是在看守所里开了庭。”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为止，法院还未做出终审的判决。万建国的妻子吴佩奋担心法院会为邓鸿飞等人减刑，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因为这是她唯一能与公权力讨价还价的砝码，她决意先保持缄默，为了维持原判。而他的代理律师张凯则表示：“这明显就是判得太轻，但现在被告还有机会判得更轻。” 　　县城里的中产者 　　万建国生于1965年，从小就生活在南昌县莲塘镇上。莲塘镇是南昌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地区。这里距南昌市区并不算远，即使是坐公交车，到达位于市区的老福山终点站，算上堵车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虽然马路两边建筑物的密度不大，但沿途有不少新建的高档社区，房屋均价现在也已经飙升到了6000元以上。这其中最好的社区叫“梦里水乡”，即使是南昌市区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这个地方，“梦里水乡挺有名的”。万建国的家当时就在“梦里水乡”。 　　在万建国的中学同学老金眼里，他必然是同学中的有钱人。“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买车的人，灰色的雪铁龙。他是在南昌做生意的，不像我们一天8小时坐班，都是在单位挣死工资的人。他在市区还开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