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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和意义等 　　过去10年来，中同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给中国经济结构带来了显著变化。改制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企业所发生的任何形式的结构性变化，包括股份的公开发售、内部改组、破产并重组、职工持股，公开出售、出租以及合资。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所实施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同，中国政府的企业改制计划是渐进的。但是，中国改革的影响不能被低估。 　　我们以在11个城市小的683家企业所进行的调查为基础，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最近几年，改组越来越趋向于私有化。这里所讲的私有化意味着由私人投资者所持有的股份日益增加。第二，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是由于在出售国有资产时价格被打折扣而导致的。地方政府答应新的所有者在价格上打折，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使其获得十地使用权，目的是为了换取新所有者同意不解雇大量工人。第三，与纯粹的国有企业相比，实施了重组或改制的企业在改制进行的时期内确实解雇了更多的工人，但是，它们也因此保持了改制后较低的就业缩减率。第四，改制，尤其是涉及私有化因素的重组，使企业与银行间的预算约束变得强硬，但在使企业与政府间的预算约束变得强硬方面却收效甚微。第五，改制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盈利，但是并没有提高投资率和劳动生产率(按照每个工人占有的销售额衡量)。这一结果表明，改制已经使企业放弃了旧式国有企业所特有的那种扩张性的企业经营模式，而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一模式优先考虑的是节约成本。 　　(澳刊《中国研究》2006年1月号罗斯?加尔诺文，陈晓摘译) 　　 　　政府危机与大众力量 　　 　　三个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的效能、稳定性与代表力。这个因素是社会力量的整体结构：即不同阵营(占主导地位的和从属性的)之间的关系，它们就布迪厄所谓的“政府资源”(即对公共事务的决策产生影响的能力)的重新配置而展开争论。第二是存在一个政治制度和规则的体系，它为属于不同等级的社会力量的并存起到调节作用。实际上，这一制度结构是其合法产生自身的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基本关系的一种具体化，而这些力量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国家政权。第三，任何政府都依赖十一种认知方面共有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包括一系列能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中产生某种社会和道德一致性的动员性信念，它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仪式。 　　当国家政治生命中的这二个要素健康发展并运转正常时，我们可以说其国家政权与社会之间存在最佳的对应关系。如果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者所有因素都被中断或者被分裂，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种国家的危机状态，它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世界与其制度之间的敌对，另一方面表现为山规模庞大的社会阵营所发起的抗议运动。这恰恰是最近这些年来在坡利维亚所发生的情况。自2000年以来，连续发生的抗改与大众动乱一直冲击着这个国家，对这些情况最恰当的理解就是将其视为复杂的国家危机的各种症状。 　　这一危机具有双面特征。从短期来看，它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得以在玻利维亚建立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危机。但它同时又是一种长期危机：它是对共和政府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危机，这一政府自其建立以来就建立在对绝人多数玻利维亚本土居民的殖民关系基础之上。 　　(英刊《新左派评论》2006年1／2月号阿尔瓦罗?加西亚?李内拉文，陈晓摘译) 　　 　　伊拉克和中东的当前局势 　　 　　由于美国民主党坚持认为布什的战争议程和自己的没有大的区别，美同国内的反战运动一度混乱和消沉。但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伊拉克不能有效镇压反抗，这大大打击了共和党，布什的支持率也降到极低水平，反战运动重新高涨，大多数驻伊美军想撤出。正如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所表明的，人们的情绪比越南战争时期变化快，当时是几万人的死亡导致对战争的支持串大幅下降，现在只是几千人的死亡就导致同样的结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裂缝正从伊拉克延伸到邻国。最显著的例子是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的胜利，这打乱了美国和欧洲扶植一个接受以色列统治地位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计划。内贾德在伊朗大选中的胜利预示下同样的趋势。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上，美国统治阶级分裂了。美国面临从伊拉克撤军的巨大国内外压力，但是撤军将是对美国统治未来世界的声誉的巨人打击。统治阶级应对这样的危机的本能反应是，通过打击别的目标束在国内外建立不可挑战的统治，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将越南战争扩展到束埔寨一样。因此美国开始指责叙利亚干涉黎巴嫩以动摇叙利亚，以伊朗的核计划为借口准备攻击伊朗。美国这次摆山进攻的姿态不是出于强大而是出于脆弱。这是一种赌徒逻辑，赌徒准备下双倍的赌注，以挽回损失。即使美国不敢入侵伊朗，它也很可能轰炸伊朗。它的算计是，这样做虽然会加大整个中东地区对美国的仇恨，但是也会增加其对美国的恐惧。 　　当前在联合国正在就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