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西民企四重门.docVIP

一个山西民企的四重门 　　尽管企业的年产值超过了5000万元，高秀英还是经常会冒出一股“不知从哪里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最近几年一直折磨着她，以至于她每天都要到厂区里转悠上几趟，“看到工人们还在认真地做事，咚咚直跳的心才会踏实一点”。 　　英发包装印务公司是山西省最大的包装企业。这些年，高秀英常常被一些奇怪的梦萦绕着，每每被惊醒之后，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企业，“千万别出什么乱子来”，这几乎成了她的座右铭。 　　高秀英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企业做得越大，她感觉有太多的纷扰像幽灵一样如影随形，让她根本无法招架，政府、家族、经理人、传承，一些经营之外的东西看起来相安无事，但每一种关系处理起来莫不让人心力交瘁。她坦诚：“大多数的时候，被这些非正常因素困扰着，真的很累。” 　　对于大多数中小草根企业而言，高秀英的企业也许正是他们真实生态的一个缩影。 　　 　　微妙的关系 　　 　　2007年12月28日大早，高秀英又接到通知，说等会儿省上有人要来参观，必须在场陪同。 　　年底正是旺季，几乎没有闲人，不过对于领导的视察，高秀英丝毫不敢怠慢，她立即召集车间主任开会，还叫人把厂区内一堆看起来不太整齐的货理一下。 　　领导最终还是没有来，临近中午，看着白忙活了大半天的“劳动成果”，高秀英有些失落。 　　“还是企业没做大的时候清闲，”她回忆：“没有人登门拜访，没有那么多的形式，甚至还不知道各个部门在哪里办公。”而现在，接待工作占用了很多的时间。 　　企业大了，她发觉，与政府的关系似乎也越来越微妙，很多时候，往往只可意会。 　　1999年，他们同当地政府的一个部门做业务。部门的头头暗示，要做业务就得必须给点好处。出于同政府“搞好关系”，他们不得不第一次同相关人员“勾结”起来，然后给对方开了两张2万元的发票，算是回扣。 　　他们生平第一次“作案”就栽了水。很快纪检委就找上门来，说英发印务涉嫌行贿，并抓走了高秀英的丈夫。调查来来往往进行了三个月，期间有人带话来，“你丈夫至少要被判三年”。她形容，“带话的人面露微笑，自己早已吓得不行”。 　　 　　调查结果是，“证据不足”，丈夫最终被放了出来，不过还是被莫名其妙地开除了党籍。期间，他们想上诉，要求平反，有人告诉他们，想清楚，要是得罪了官员……后面的话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自己是做企业的，能不接触就尽量不要去接触。”不过，经那一次惊吓，她形容还是让自己“懂事”了不少。以后每走到街上或开会，遇到当官的人在，她都会贴着笑脸上去打个招呼。虽然在内心里，她和丈夫都很不习惯这种表面上应付的做派，“感觉很不真诚”。 　　但这事实上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她不去找，别人却主动找上门来。今天这个部门、明天那个部门，“今年我们的任务量还有多少的缺口”、“省上‘创优’已经把你们给列进去了，你们得出点钱打点一下”目的只有一个，“支持政府开展工作”。 　　“没有一些关系企业根本没法做下去”，再之后，她和丈夫做了简单的分工。她主内，管企业的经营：丈夫主外，维护社会关系。而现在，每每宴请的时候，丈夫通常都会叫上政府、银行的一些朋友“扎场子”，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对方帮助他们。时间久了，他们也学会了主动沟通：“张局啊，今年任务量还差多少，如果不多，我们补就是了!” 　　有跟人吃饭的时候，无论职位大小，高秀英通常都会坐在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里，席间她找机会给人夹菜，说上很多的好话，然后看着他们吃得甚欢。 　　好的是这种小心翼翼的作风最终得到了一些富正义感的官员们的认同，再之后，他们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事情的时候说一声就是了!”有的甚至直言：“做个企业不容易，我们会替你挡的!” 　　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和一些官场上的朋友，高秀英夫妇一直心存感激，可往往话到嘴边，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自家人的心痛 　　 　　“快乐地工作，和睦地相处，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扛，逢年过节聚在一起拉家常……”高秀英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过家族企业的和谐场景。事实上，这个家族带给她的，堪称心痛。 　　创业那会儿只有四个人，生产由公婆负责，她负责外联跑单拉业务。公婆出了3000块钱作为创始资本，高秀英觉得有点难为情，“万一赔钱了怎么办呢”，为此她给公婆打了一张欠条。 　　但也正是这一张债权债务堪称清晰的欠条，却造成了英发印务“史上最为模糊的股权纷争”。 　　“老人们做了一锅饭，凭什么你老大就独吞了?”丈夫的五弟堵在厂门口，要求把做大的企业一分为五，每个兄弟都分一块。 　　1998年6月13日，纠纷升了级，她在厂里上班，老五冲进厂里，冲着她就是一脚。她坐在地上当着全厂员工号啕大哭。 　　事情最终还是有了解决办法。答案是，他们出一笔钱给兄弟们自立门户。 　　丈夫那边的关系理顺不久，自家的兄弟又进入公司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