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法律史解释一种理论进路-法律文化专业论文.docx

见解释对于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解的创造性，其实质就是 解释的创造性，或者说必须通过解释的创造性才能得以实现。[5]所 以，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的出发点是构筑桥梁，在过去中重新发 现最好的东西”[6]，因而“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7]。 法律史解释的目的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创造性活动，从而进 一步加深对法律史的理解。对法律史解释来说，这种创造性必须奠 基于理解的基础上而决非任意的曲解，其意味着解释者对解释对象、 判断前见、解释方法以及解释环境的整合过程。解释者在这一过程 中所持的理论进路不同，其所得出的效果或结论也决非一样。[8]本 文所要着力探讨的，就是法律史的法律文化解释的理论进路。 [5] 对于“理解”与“解释”的关系，笔者赞同解释是理解的媒介这一观点。只有通过解释，我们才能获 得对原生事物的理解，因此理解与解释尽管在认识过程中水乳交融，但仍有着明显的区别。贝蒂认为，我 们可以把解释刻画为旨在和面向理解的过程，解释按其任务就是要让事物得以理解。为了把握解释过程的 统一，我们必须把理解视为通过语言的中介而实现的理解的基本现象。参见[意]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 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洪汉鼎译，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 社 2001 年版，第 128 页。 [6] [德]伽达默尔著：《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 页。 [7] [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5 页。 [8]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首次提出让真理与方法分离开来的理由。他认为，由培根和笛卡儿 分别开创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以及人文科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来的方法所造成的控制意识使人不断异 化。在这种异化面前，真理不再是对存在和人的生活意义的揭示，而是变成与人相异的东西，并且人类只 能通过方法才能获得它。然而，方法并不能保证人获得真理，方法并未给人提供一条通向真理的康庄大道， 相反，真理困惑着具有方法的人，方法使真理异化并将之放逐在外。（参见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编 选者序，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 页。）但我认为，伽达默尔这一主张并没有否定方法的重要性， 也没有否定方法对真理的影响。他主要是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而贯彻到人文科学的各 个领域之中，反对将方法作为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从而倡导一种理解问题的普遍性，或者说一种解释学 问题的普遍性。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只是这种方法的运用对伽达默尔所理解的真理来说缺乏一种 控制意识。因此，方法的运用不一，我认为仍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学术研究的效果或者结论。 二 法律史解释需要法律文化的进路 法律史之所以成为我们永恒的研究对象，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 对法律史的研究赋予其新的意义，以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提供一 些重要的启示。因此，法律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对法律史作出一 种新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以呈现出法律史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 而“对于新意义的探求，都是不断地通过此前存在过的文化取向而 折射出来的”[9]，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意义之网，不仅是法律赖以 存在的基本维度，而且也是我们研究法律史时进行意义探求不可或 缺的路径依赖。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解 释张力可以为法律史解释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进路。 （一）法律史研究进路的转换 历史学最能纠缠我们的头脑的是，它声言要描写的事实乃是过 去客观的事实，“秉笔直书”成为许多史家坚定的信条。一些历史学 家“要求一种客观性和公正无私性，并且摒弃单纯是反映（作为一 厢情愿的想法的产物的）我们的感情或利益的那种对过去的重建” [10]，他们孜孜以求对历史进行一种客观描述，并把有关原始资料的 广泛知识与大量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 这种客观描述性的历史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任何一个撰写历 史学著作的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主观判断与价值偏见，所 以我们还不如“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好好 地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11]。 造成这种紧张的对立，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历史事实客观性与否 的看法，而且也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历史”这样一个概念的内涵。 在英文、德文与法文中，“历史”这个词的涵义都相当模糊，它既指 [9]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10] [英]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 页。 [11] 同注[10]。 现实也指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英文用“history”一词，也用“story” 一词而有故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