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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乡村工业的转型 　　[摘要]乡村工业的繁荣源于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市场放开的不均衡，这为在区位劣势的乡村创办企业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中国政府对私人产权的限制，使创办私人产权的乡村工业的政治风险过高。从而诱导了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随着中国渐进改革的推进，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私人产权得到确认，乡村工业开始了双重转型。 　　[关键词]乡村工业；市场体系；双重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5－0015－05 　　 　　一、引言 　　 　　乡村工业化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工业像中国一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世纪之交，中国乡村工业却从人们的视野中基本“消失”了。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中国统计年鉴》从2004年起不再公布乡村工业的相关统计资料；二是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少有乡村工业的相关论文；三是互联网上很少有乡村工业的相关新闻。当然，这里的“消失”并不是指乡村工业从物质层面消失了，而是指其完成了产权结构和区位结构的双重转型，即从产权结构看，集体所有制乡村工业普遍进行了改制，而从区位看，乡村工业则完成了城市化转型。 　　探讨中国乡村工业的繁荣和双重转型的内在机理对于理解中国改革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对中国乡村工业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其产权特性，即产权模糊的中国乡村工业为什么会获得成功?Chang and Wang认为，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是：控制权在社区政府，而收益权在社区民众和社区政府，社区民众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组织生产上的优势的结果。李稻葵认为，“模糊产权”是灰色市场下的最优选择。在转型经济中市场是不健全的，政府在筹集资本、取得生产执照、解决合同纠纷等方面具有“生产效率”，私人产权的优势不明显，让渡部分控制权(所有权)往往会提高收益，形成所谓“模糊产权”。Weitzman and Xu把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归功于中国社区的传统合作文化。折小叶把乡镇企业看作乡民们又一次“合作”的兴起。陈剑波认为，乡镇企业早期的合约议定方式显然与排他性产权的保护和市场制度的严重缺乏密切相关。企业就是企业，无论它的源起有多么的复杂，无论自身的产权结构是多么的不清楚，治理结构又是如何的不合“规矩”(经典企业的“规矩”)，它在当前的制度约束之下，所做出的合约选择一定是理性的，是一种能够使利益相关的各方达成均衡的合约网络。尽管乡镇企业的产权在创办之初及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一种人格化的权利或一种完全的排他的私有产权，是一种“模糊产权”，但他们大多数在两个方面的权利边界是非常清楚的：一是社区内和社区外的产权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二是与政府之间的合约权利是十分清楚的。表面看政府对企业似乎干预很多，但实际上这些干预都是具有一定之规的，是由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易所决定的。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清楚界定，就可以形成乡镇企业获得持续高速增长的激励机制，获得比计划体制内部的公有制企业更快的效率改善。潘维从根本上否定了“产权明晰是企业效率的前提”这一假说，从而也就不存在集体所有制下“模糊产权”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主要在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基层政权的组织结构，以及5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传统。社会原因可以追溯到农村社区天然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这纽带的坚强与否决定一个社区进行市场竞争的牙齿是否锋利”。 　　如果中国乡村工业的“模糊产权”源于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生产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乡村工业的大规模改制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生产性功能的丧失。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此，现有文献既不能解释中国乡村工业的繁荣，又不能解释其双重转型。本研究认为，乡村工业的繁荣源于中国渐进改革过程中市场放开的不均衡，这为在区位劣势的乡村创办企业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中国政府对私人产权的限制抬高了创办私人产权的乡村工业的政治风险，从而诱导了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而随着中国渐进改革的推进，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私人产权得到确认，乡村工业发生了双重转型。 　　 　　二、市场的不均衡开放与乡村工业的演进机理 　　 　　1.市场的不均衡开放与乡村工业的区位特征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与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相互矛盾。因此，内生了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样“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为保障低收入下城市职工的生活和就业，形成了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政府把发展经济所需的各种要素都纳入到国家计划资源配置体系中，各种要素市场不复存在。 　　1978年，中国开始了渐进改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