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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 　　[摘要]高技术部件与其最终产品在生产环节中的分离，是导致我国高技术不高的主要原因。由于高技术产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与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新国际分工使具有高技术的核心部件与最终产品的生产在国家层次上发生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部件生产，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仅将RD投入作为一国高技术发展状况的判定标准，没有考虑到产品价值链在国家间的分解，这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统计幻觉”。对高技术的政策支持已不能再是笼统的高技术产业、企业，甚至高技术产品，而应当锁定为具体生产环节。 　　[关键词]高技术；新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系统协同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5-0044-06 　　 　　一、引言 　　 　　目前，尽管我国大量出口带有“高技术”标签的产品，但真正的“高技术”却不属于我们。尽管我国境内的RD投入越来越高，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却依然进展缓慢。我国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不高”已经成为人们较普遍的印象。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们混淆了“高技术”与“高技术产品”这两个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巨大差别的概念。一个“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环节并不都是高技术的，相对笼统的“高技术产品”概念对分析当前的实际问题已显得力不从心。换言之，一些学者依赖OECD公布的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以及参照美国先进技术产品(ATP)进出口目录所建立起来的研究工作大大忽视了生产的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间产品贸易问题，也大大忽视了高技术本身所具备的核心要素，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最终产品和统计数据上。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的主体锁定为高技术及其生产环节，而不仅仅是高技术产品；将高技术的国别属性置于极为关键的地位，而不是仅仅讨论RD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与以往学者看待高技术问题的显著区别。本文将以高技术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厘清有关的认识误区，从新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以及系统协同效应角度分析中国“高技术不高”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我国高技术不高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远远不同于始于19世纪末的全球化，尽管这两次全球化都以全球贸易量的大幅攀升为主要特征，但无论是在生产分工、贸易商品的种类还是对各国财富的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区别。从结构上看，1870年到1913年间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属于部门间贸易(inter-seetoral trade)，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交换。这种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分工体系，基本上可归结为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之间的水平产业分工。对原材料(如石油、粮食、矿产)而言，基本上不经加工直接出口；对制成品而言，其所有生产环节都将在本国完成，出口就意味着产品生产过程的终结，产品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和科学水平。这次分工的背后体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供给规模扩大与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相对饱和之间的矛盾，工业国不得不通过国际贸易来掠取廉价原材料并拓展世界市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革命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推向新的高点，世界贸易结构和分工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跨国公司成为新的主角，产业和企业内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形式，90年代跨国公司的企业内贸易已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1/3。从产品的角度来看，前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初级产品贸易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中间产品贸易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产业间到产业内，从产品间到产品内，从国家间到企业内，这三大转变反映了国际分工越来越深化也越来越复杂的全新格局。 　　 　　在新的国际分工形成过程中，以ICT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方面，目前的高技术产业受益于全球化，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分工国际化的成本和风险不断降低，各国开放程度的加大也在逐渐消除投资壁垒，这为生产和服务外包(outsoureing)以及外国直接投资(FDI)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以及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本身的特点也在近20年的时间里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和分工的全球化，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modularity)的特点，发达国家将具有核心功能的中间产品出口并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组装，能够极大地降低高技术产品的成本，整个制造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和环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产、销售。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再到营销、服务，新的国际分工意味着最终产品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产品，而是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