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MBA 先行者足迹.docVIP

人大MBA 先行者的足迹 　　和其他高校不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内第一家试办MBA教育的院校，“1990年办学的只有人大，人大不是之一，而是唯一。” 　　 　　2010年11月7日，坐在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后排的一角，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伊志宏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几位老教授和院领导们汇聚在一起，随着倒计时的终点，水晶球里闪现“MBA 20周年庆典开幕”的字样，整个舞台顿时光芒四射。 　　一种巨大的感慨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旌荡漾――2010年，是人大MBA教育发展的弱冠之年，二十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奇。不过，也许也只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场伟大变动中所伴生的失落、艰辛与彷徨。 　　 　　先例 　　故事回溯到1990年：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榜样，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刚刚全面展开，往年所培养的研究生也以理论型为主，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还只是个虚设的机构，没有一个实体。“MBA项目课程覆盖了中国人民大学6个学院、16个系，这么大的范围怎样能把它统一起来？学校下了很大的决心，成立了项目管理中心。”伊志宏说：“最开始人民大学面对的困难，其实也是大多数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当时很多人认为，MBA工商管理硕士，不是一个‘企业家’的范围。大家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早开始引进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一个培训，跟‘本硕博’不一样，而当时，有的高校甚至认为，这就是一个挣钱的培训项目。” 　　“与国外相比，这种差距是整体上的。”让伊宏志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一次和清华大学老师的聊天，当时清华老师说，我们最好的项目是本科，“大家的认识都差不多，本科肯定是最好的生源，最好的项目，”而把MBA视为管理培养人才的主要教育形式，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和当时这样的大背景分不开。” 　　九十年代初企业观望的大环境，让人大的老师们感到很郁闷，“很多企业领导不愿意把有经验的优秀干部派来到学校读书，怕他们不回原单位。”然而，这种观望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渴求，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培养综合性的工商管理人才。“当时我们的袁校长召集了中央各部位管教育的领导讨论研究，说明MBA的重要性，有了这个推动，人大第一批的MBA开展的才比较顺利，第一届我们招收了39人。”伊志宏介绍说。 　　可以说，人大是以其几十年累积的管理教育的办学经验和八十年代开展的中加合作的教师培训和教材编写为基础，率先尝试开办MBA项目，开创了中国MBA教育的先河。和很多经历过这些风雨的人一样，在人大第一届MBA授课老师周惠兴的眼中，他对MBA的感情主要集中在前三届，“90、91、92这三届也是我碰到的问题最多的，和他们在一块搞教学实践也是最长的。” 　　1990年的MBA项目对人大来说是一个尝试，这一年开设的20门课程中，涉及到人大的5个学院、600多名教师，“我们让当时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老师来为MBA上课，因为课程设置的面比较广，有很多理论要深入联系实际，所以，当时要求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人来参加考试。而第一年的39名MBA学员，如今都在担当着重要的管理职位。”周惠兴老师说，“2004年的时候，我曾经做了考察，看到我们的这前三届学生都工作得很好。” 　　周惠兴最近遇到的是90级的王新民同学――这位曾经是水泥厂的一个工作人员，未毕业时，公司要上市想把他调回去，可他舍不得MBA的学习，于是就跟工厂商量，在他拿到毕业证以后再回去帮助企业做上市。“毕业后，水泥厂的全部上市工作都是由王新民来领导的，这让我感触很深。现在，他已经是那家水泥厂的副董。” 　　那几年，对王新民这些早期的MBA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好年景。在经济利好和狂飙突进的“国退民进”的浪潮席卷下，那批八十年代时期创立的公司，已经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第十个年份，企业就像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轻人，渴望新生。而这些青春期企业的企业家们，在此之前往往是一些天生敢冒险，同时又注重实际结果的人，富有创造力而无所顾忌。而此时，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制度和管理成为新的瓶颈，他们需要那些会管理的人来帮助他们寻找永恒的辉煌。同时，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也被史无前例地推到风口浪尖上，这场战略性的调整，把方兴未艾的多元化浪潮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企业快速扩张好时机。 　　“在这个激情四射的年代，我们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大批懂得国外市场经济、了解现在市场经济是怎么运作的人。”周惠兴说，“和很多高校一样，人大的MBA教育最早也是学哈佛的，向国际的商学院学习，合作模式大致是把国内学生送出去，把国际师资请进来。最原始但是却是必要的。” 　　“而如今，我们不光是学习他们，现在还要找出他们的毛病，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更适合中国的办法。”据周惠兴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