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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和个人性之间记忆研究 　　二○○六年，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团队报道了加州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的故事：一九六五年出生的犹太裔美国人普莱斯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几乎能回忆起从儿时开始所经历和感知的每一个细节。然而，这种记忆力限制了她的决策和行动能力。这种绝对记忆力也出现在了博尔赫斯于一九四二年刊出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在坠马后才获得如此细致入微的记忆能力。富内斯拥有绝对记忆力，但令他苦恼的是，他缺乏逻辑思考、比喻和抽象能力。科学家和小说家描绘了同一种现象，那就是记忆和遗忘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过多的记忆或缺乏遗忘能力，将带来一种困境。 　　近几十年来，记忆、遗忘及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成了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称《记忆》）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本。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间，曾协助利科编辑《记忆》，并写了一通信函，谈论该书第一部分第二、三章所论述的立场和图像之间的关系。马克龙在该信函中指出，利科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已完成的，也没有什么是被强加的”。这意味着试图从总体上评论《记忆》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只能就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和论点加以阐释，同时补充一些看法。 　　《记忆》分三大部分，其中每一部分既可以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第一部分“论记忆与回忆”，第二部分“历史认识论”，第三部分“历史的条件”，每一部分下又各分三章。利科在该书开篇中就强调，他不仅试图从学术上参与到和历史学家、哲学家相?P的对话中，还从“公共层面”上思考“在某一时空中的过多的记忆与在另一时空中的过多的遗忘”，及“各种纪念活动以及对记忆和遗忘的种种滥用”所造成的一些令人困扰的景象。他试图在“过去之表象”这个总问题下关注记忆、历史和遗忘（包括宽恕），联系到了他之前的著作，也联系到现时代的一些议题。 一 　　与其说《记忆》是一部专门以记忆为中心的著作，不如说它是以记忆的学术史为讨论对象的巨著，因为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有许多对记忆问题的讨论。《记忆》第一部分就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开始。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中利用蜡块盖印这个隐喻处理了“不在场事物的在场表象”，将记忆与想象联系起来。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以情感（pathos）为特征，不同于回忆。利科从亚里士多德对记忆和回忆的区分出发，引出了记忆现象学，围绕“对什么的记忆”与“记忆是谁的”这两个问题展开，将记忆看作是能力的“愉快实现”。在利科看来，记忆是“忠实于过去的雄心和要求”，又是“一种和时间有关的直观当下化”，而记忆的另一面即遗忘“不应该被看作病理形式、看作障碍，而是看作无法被记忆之光照亮的阴影”。 　　在记忆和遗忘的相互映照下，《记忆》第二、第三章区分了自然记忆和人工记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其中自然记忆又区分为被压抑的记忆、被操控的记忆和被过度控制的记忆，而个体记忆的传统又区分为内观和外观两种。利科在弗洛伊德关于悲悼的论述中引出了各种记忆之间的关联。对于弗洛伊德和利科来说，悲悼面对的是缺失，例如失去一个人，一段过去，一种情感，从而要求得到治愈。这种要求既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存在于集体层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记忆的责任都是“以未来的和命令的形式”投射到记忆主体那里的，要求他们“记住”。所以，记忆和遗产、债责相关，也就是说，记忆在伦理上要求我们“清点遗产”“偿还债责”。记忆的问题变成了《记忆》结语部分的正义和宽恕问题。 　　利科在外观传统上讨论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即社会框架制约了个体的记忆。利科没有参考、引用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区分出来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在阿斯曼看来，交往记忆就是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件，而文化记忆包括神话传说以及发生于过去的事件。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差别在于前者只能维系八十至一百年的时间，后者则由专职的承载者通过节日庆典形式加以绝对化，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阿斯曼看重的是代代相传的仪式和文本。利科对集体记忆的选择维度感兴趣，他看重社会对某些记忆的“操控”，所以花了一部分文章谈意识形态。换言之，阿斯曼强调仪式，利科强调叙述和纪念。 二 　　记忆是对过往事物的表象。记忆与历史相关不仅在于它牵涉过去发生但现今不再存在的事物，还在于历史有一个环节便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叙述，甚至说“历史从头到尾就是文字书写”。《记忆》第二部分“历史认识论”区分了历史活动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是文献阶段（即构建档案的阶段），第二是解释/理解阶段（即为某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