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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水城星曜曼荼罗看汉藏夏之间的文化勾连 　　内容摘要：1931年，聂历山利用西夏文文献《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根》，判定并阐释黑水城遗址发现的星曜曼荼罗。而该仪轨所据的根本文本之一当为《诸星母陀罗尼经》，从敦煌藏经洞所见大量汉藏文本到黑水城、武威等地陆续发现的西夏文异译本《圣曜母陀罗尼经》，提示该信仰在河西这个文化汇流的核心地带的重要性。对比西藏与内地的材料，重新解读西夏图像，对于汉、藏、夏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联，对于多维度的影响以及河西的自身造，无疑会有更准确的认知。 　　关键词：西夏；黑水城；星曜曼荼罗；《诸星母/圣曜母陀罗尼经》；文化交流；星学 　　中图分类号：K879.49；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8）04-0031-14 　　二 内院九曜――形象与序列 　　《陀罗尼经》记载两段陀罗尼，第一段为星陀罗尼（即九曜真言的连缀，前引藏文校译本将真言依序与身色、方位交织在一起叙述）；第二段为诸星母/圣曜母陀罗尼，后部再次出现九曜真言。前后两见的星曜名称有不同，第二遍在诸星母陀罗尼中多采用常用名（火曜、土曜除外），而第一遍星陀罗尼则倾向于采用别称：土曜因其身色而被称为“黑色”（另有一别名nīlavara“青色”）；罗?T则因婆罗门教传说其搅乳海求不死甘露而被称为“喜甘露者”{2}。由此推测，星陀罗尼是在作坛的同时念诵并观想，因此那些具有描述意味的别称同时也是观想其形象的指引（表1）；诸星母陀罗尼则更注重称名顶礼。无论如何，《陀罗尼经》中两处九曜的序列完全相同，却不同于《供养根》的排序与方位，这一点应予注意。 　　曼荼罗的设计上非常注重秩序与方位，因此，诸曜布置必蕴深意。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相次直日”[21]、罗?T计都缀后的序列普遍通行。七曜日起源于古巴比伦（一说埃及），至今为公历所用，最初直接按星神名字定名，日文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直至土曜日，亦非常清晰。中国最早的记载见开元六年（718）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九执历》[22]，其人出身于天文学世家，为中天竺后裔，敦煌遗书具注历日表明唐代这一传统就已进入河西，至迟9世纪也传入回鹘等民族地区[23]。在此基础上增罗?T、计都成九曜，表1列示的诸曜真言正循此序。至于在具体分布上，为首的日曜居中，可以区分出两个亚型： 　　I型螺旋式，置月曜于东，右绕布置四方，再从东南开始右绕布置四隅（图2a）； 　　Ⅱ型周绕式，不分方、隅，历东、东南、南……右绕直至东北（图2b）。 　　黑水城曼荼罗（图2c）与这两种布局的共同点主要是日曜居中，藏文亦称其为gza’ bdag“星主”或gza’ chen“大曜”。《汉书?天文志》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24]太阳居中的曼荼罗格局既然是此种星曜曼荼罗最基本的特点之一，重审《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根》，其“中道”一词或与此有关，存此备考。 　　另一种顺序则清晰体现出汉地星学色彩，即将五星与五行、十二辰联系起来，因此有自身独特的方位安排（图2d）：安五星于五方，再在四隅安日月罗计。针对炽盛光佛图、火罗图{1}等星辰列布的图像，这一点非常显要：如土曜往往置于中央主尊身前，盖缘于五行以土居中；炽盛光佛乘牛车亦可能与此有关。其他布局如西藏恶趣清净曼荼罗系图像中的八大曜（无计都）曼荼罗，又大不同（图2e）{2}。 　　尽管藏文校译本对解读星曜曼荼罗颇具价值，不过，图中诸曜方位与对应形状仍存差异。就此，钟碧芬在印度多元文化的各种星曜曼荼罗中找寻，最终找到非常接近的一例，即西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奉行至今的圣典派九曜曼荼罗（navagrahamaala in the Mahārārian Smārta tradition）或称星天曼荼罗（grahadevatā-maala），在相关研究沉寂多年之后终获进展。她进而推测：“当时中亚与吐蕃深受佛教影响，因此极有可能是借由来往印度、中亚、吐蕃的僧侣、朝圣者或商旅，作为主要的传播者，将古印度星象的知识与图像传入白高大夏。”{3} 　　更早的例子还可追溯到尼泊尔的日曜曼荼罗唐卡（图2f；1370或1379年）{1}，可管窥当时加德满都河谷的信仰。其星宿形象塑造与本文讨论的星曜曼荼罗有差异，十二宫为右绕排列（分布并不均匀）；但九曜相对位置则颇近似（木水两曜对调），只是旋转了180°。这件尼泊尔唐卡九曜安置与其背后的宗教底蕴、星学逻辑显然尚需进一步解读。 　　《供养根》在叙述为九曜奉献祭品、为十一曜奉献食物时，虽未重复方位，但叙述顺序与前文绘画坛城时基本一致（三处水曜顺序均不同），再次确认了该序列的权威与意义。而该文本在叙述东北角的十一大曜时，却仍以七曜日为序，罗计附后；至于源于汉地星学、新补入大曜星神当中的?咆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