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铜最早学习西方哲学中国人.docVIP

傅铜最早学习西方哲学中国人 　　 　　左图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哲学杂志的封面，出版于1921年，版面直排，文体是半文言文。该刊后记中说：刊物无论好不好，“总是破天荒，很可欢喜”，但落在世界各文明国之后，又“很可惭愧”。这个刊物就是晚清秀才、后成为英国哲学家罗素弟子的傅铜与其朋友共同创办的。 　　傅铜是河南兰封（今兰考）人，1888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由于家学根底深厚，中秀才时才13岁。父亲傅舜卿改业从商，往返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见多识广，痛恨清廷丧权辱国，深感中外强弱之别，决心要为国家富强有所贡献。当时西学在中国已经传播了几十年，但民风闭塞，一般人视子女远涉重洋为畏途，傅舜卿则毅然将次子、幼子送出国门留学，傅铜就是他的幼子。 　　1905年，傅铜由河南省官费资助到日本，先后毕业于东京巢鸭宏学院和东洋大学哲学伦理学系。他写信给罗素并得到罗素的回信，于1913年转赴英国学习，先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后到伯明翰大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并拜在罗素门下，成为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也是最早参加国际哲学学术会议的中国人。 　　罗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通过改良消除阶级分野，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拒服兵役联合会”，反对战争。为此，剑桥大学开除了他的教席，英国当局于1918年判处他有期徒刑半年。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界，认为有必要邀请这位学问渊博、思想激进的学者讲学。1920年，罗素应邀来华，傅铜陪同罗素到各地讲演并兼翻译。罗素走后，傅铜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约到北大任教。 　　傅铜回国时已年过30。经天津名流严范孙先生作媒，与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韩升华女士结婚。韩升华与梅贻琦夫人是亲姊妹，虽非孪生，面貌酷似。梅贻琦任清华校长，韩升华到清华，常有人同她打招呼，以为她是梅夫人，而梅夫人参加什么聚会，也有人惊奇：“怎么傅太太也来了？”傅铜夫妇养育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傅铜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任凭孩子选择大学及院系专业，一家人其乐融融。女儿傅愫和一直把傅铜青年时代的照片夹在书里。未婚夫见到，心里很不是滋味，问：“你还有男朋友？”愫和告诉他那是她的父亲。 　　温馨的家庭有利于傅铜的工作与研究。1922年至192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它由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引发。针对这一运动，傅铜在《哲学》杂志第六期发表了题为《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的文章，认为科学一旦成了意识形态，以此为旗号而居于唯一的正确，“科学”就成了迷信、成了宗教。以“科学”的名义党同伐异，科学就死亡了，因而这场非基督教运动，是“非科学的宗教运动”、“宗教的非宗教运动”。 　　傅铜国学基础丰厚，对诸子百家都有研究。他认为《列子》一书中的论述，与“轮化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宇宙观方面，他是主张轮化论的。依他的解释，宇宙不停地变化着，“地球运转不息，将来其热度依次递减，必变为冷体……太阳也次第放散其热，渐渐为冷体……太阳及其他诸星体，互相冲突，必碎为灰尘，而复归于太初星云之状态”，人类及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也将因地球之消亡而消亡。而在某些适合生物生长的星球上，诞生原始生物，经过漫长的岁月进化为智能生物，再随其所在星球的消亡而消亡。如此往复变化无穷，是为轮化。世界常生常化，无时不生，无时不化，无时不变，无时不移，而一切变化都不是出于神的意志。可能当时天文常识尚不普及，轮化论未能获得普遍认同。在人生观方面，傅铜反对保守，主张乐观、民主、开明。 　　傅铜反对神意志论，但对宗教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宗教与人类俱生，并与人类俱存，应当研究。1922年，武汉佛学会在中华大学礼堂举行讲学会，傅铜与印顺法师、梁启超等应邀作佛学演讲。他虽然主张研究宗教，却认为不必信仰。 　　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并发表相关文章，要求大家“丢掉客气，做一番研究工夫”。傅铜在校任教，自不能外，便写了《知行难易问题之根本解决》，由北平西北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书中例举了8种有关知行难易的论断，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进行了数万言的分析与批评。他认为“若研究一学说而不持批评的态度，其人决非学者”，而真理也只有“愈批评愈彰”。傅铜的朋友王抟沙读后，说他于八说之中“独于傅说之说有怒辞”。傅说之说见于《尚书?说命中》：殷相傅说与高宗武丁对话时说“非知之艰，行为惟艰”。傅铜为之举例说明，大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未打倒，小以至于知道骂人不对而不能口禁，都是行难。他认为知难是求知难，求知也是行。傅铜对傅说的“行难知匪难”说也不以为然：“此说君子之大敌也，其威力万倍于满清。夫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而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万人之心也。”傅铜认为知易行难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