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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发端与发展的逻辑辨析 职业教育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向来有技术理性 与人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科技文化与人文 文化等不同角度的争论，其争论又对职业教育政策供 给、学校管理理念、教育教学设计等产生重大影响。 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因此，如果用“白马非 马”的思维方式将之从培养人的大教育中剥离出来， 并过于强调用技术和工具价值去审视，既不符合职业 教育发展的历史实际，又不符合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 根本利益。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必须用技术理性与人 文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方式来考量职 业教育，并据此采取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诸多措 施。 关键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人文理性；发展 G710 A 1008-3219 (2015) 06-0044-05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 职业教育产生于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发展的呼唤。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实现了对经济社会发 展和劳动力市场变动的灵敏反应，也逐渐推动自身的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伹是，即使在当下，职业教育 究竟应该首先坚持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职业教育 发展究竞应该首要地回应国家需要还是学生发展需要， 仍然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尽管历史和理论都比较 复杂，但对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也有一定意义。 一、职业教育历史：“底层人民”受教育权的获得 与固化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非正式教育形态已经源远流长， 职业教育也经历了孕育、萌芽、降生等漫长的几个世 纪。但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存在的“职业教育”，是 资产阶级确立了 “国家教育权”之后的事情［1］。国家 主义的职业教育是经济和政治共同作用的产物，就经 济而言，“为了适应多样化的职业和志趣，教育本身应 当舍弃它在古代的那种一体性，也走向多元化。我们 注意到，这种观念还是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在此之 后，它就从来不曾掉出人们的视线”［2］。就政治而言， 职业教育是国家统治者为底层劳力阶级提供的教育平 台，也是人类的教育权实现部分平等的体现。职业教 育作为一种国家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与国家主义教育 体系的形成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主 义教育思想家，还是国家主义教育实践家，都“把建 立职业学校以及在普通学校中开设职业教育课程作为 国家管理教育的关键指标” ［3］。 我们通常的认识是，职业教育诞生于工业经济中， 受市场约束比政治约束更大一些。然而，职业教育在 事实上不仅是工业经济的附庸，而且是政治权力的奴 婢，权力对于知识的控制和态度影响了民众对于职业 教育的心理和态度。近代以来，职业教育的训练性意 义并未在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的实践中得以下降。 如今，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旧式的 “训练性职业教育”仍然在负隅顽抗［4］。这就是说， 当职业教育被制度化之后，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思想 负担，其至逐渐远离快速发展的生活世界，形成了知 识的科层化和官僚化。在封闭社会中，职业教育的历 史在根本上并非教育史，也非技术史，而是政治史和 战争史。战争总是和技术革新联结在一起，战争需要 对士兵进行强制训练，技术需要对工具进行强制训练， 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战争 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技术也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在一 个封闭的社会里，所谓教育就是政治，其实质是对身 体的训练［5］。教育为政治服务，其目的是政治，这是 教育被权力阶级控制之后的必然归宿。就此而言，教 育在封闭社会中仅仅被作为工具使用，与“自由精神” 无关。相应的，职业教育也不可能从中逃离。可以说， 这是职业教育发端与发展具有工具理性的深刻根源。 人类历史是“精神”的逻辑史，事实上也是精英 阶层的精神逻辑史，当精英阶层不承认劳动大众的“职 业”的精神意义的时候，职业是什么，如何划分等在 形式上似乎就归属精英阶层了。某些职业有其“职业 伦理”，意味着这种职业具有规范和保护个体行动的集 体权力，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中，“不可能摆 脱所有道德体系的基本条件” [6]。精英阶层排斥劳动 大众的职业伦理，实质上是拒绝劳动大众与他们在同 一道德平台上拥有话语权。然而，精英阶层的排斥并 不能抹杀劳动大众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他们的伦理规范， 这是“自由精神”的伟大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精 神是和它自己斗争着，它自己可以说便是它的最可怕 的障碍，它不得不克服它自己” [7]。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从其一产生，便 带有较强的工具性，是国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工具 的一个环节。也正因为如此，它必须带有比较深的工 具特性。这种特性不但在国家机器中不断得到强化， 而且在社会大众认识层面也不断得到固化与延续。 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造成职业教育的异化 当今，职业教育不仅没有消退，而且正在不断复 兴与创新，这一点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显性现象。但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