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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经济学家们一直努力用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增长作为人类永恒的目标，其理论远没有成熟。为什么英国最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什么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没能够进入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 　　1、诺斯的制度变迁概述 　　诺斯构架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为：（1）制度非均衡的出现。（2）制度创新。其包括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所谓的“第一行动集团”，它能够预见制度变迁的潜在利益，并认识到制度变迁后能够获得利益的决策者；第二步，“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创新方案；第三步，“第一行动集团”以最大化利益原则选择制度创新方案；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制度创新成功。（3）制度均衡形成。 　　2、制度变迁定量研究综述 　　制度变迁是激励水平和交易费用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分别测量制度变迁前后的激励水平和交易费用，两者相减后就是制度变迁的收益。但是激励水平和交易费用都有难以测量的因素。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另辟蹊径，通过间接方法测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主要有两种测量方法：代理变量法和生产函数法。 　　代理变量法被许多学者用来测量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王文博（2002）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等四个方面。沈坤荣（2002）就制度创新的四个方面（非国有化水平提高、经济开发度扩大、市场化程度加深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计量分析。代理变量有着易于计量的优点，同时它具有主观性太强的硬伤。一是不同的学者会选取不同的制度代理变量。二是即使同一个制度代理变量，不同学者会赋予不同的值。这就给代理变量法带来了随意性的诟病。 　　生产函数法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我国学者对于生产函数法分为两派，一派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单独的解释变量直接引入到生产函数中。生产函数包含的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很多，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多重共线性。即使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消除了多重共线，得出的制度贡献也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变迁对其它解释变量都有影响，也就是说制度变迁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等其他变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派是将制度不直接列入生产函数，而是先通过计量方法测量资本、劳动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后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测量其对以上变量的贡献，最终通过间接方法测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不管是代理变量法还是生产函数法在理论界都是存在争议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现在制度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可以很形象的解释原因和结果的互相转换和互相影响。经济增长自身会带来制度变迁，制度变迁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单纯的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是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的。 　　3、利用ARIMA模型测量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我们无法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也无法区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时候，结构分析方法就不再适用。我们只能根据被解释变量的过去的时间趋势来解释它的未来的趋势，这就是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精髓。对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测量步骤：（1）数据的来源与处理。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通过GDP、CPI和人口数据处理得到。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52年到2008年，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寻找制度变迁的时间点。在一次线性函数中引入虚拟变量，从上述确定的时间区间的起始点开始计算各拟合曲线的拟合优度。拟合优度最大的拟合曲线对应的虚拟变量所确定的时间点就是制度变迁的时间点。（3）ARIMA模型拟合。拟合模型设立以后，对制度变迁之后的数据进行预测，预测的时间跨度是制度变迁时间点到2008年。 　　我们先对人均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对数化以熨平波动。对数化后的序列记为x=ln(gdp)，观察ln(gdp)的时序图后，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序列x的突变点发生在1975年后，我们据此建立带有虚拟变量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从表中我们看出模型在1975年后拟合优度越来越好，直到1980年达到最大值，之后拟合优度开始下降。所以我们确定1980年为时间突变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为什么我们确定的制度变迁是在两年后呢？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定格于1978年是由于政治领域的标志性事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国全会年底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确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制度变迁的标准是经济改革，制度变迁的时间点应该确定在微观主体在新的制度下开始经济活动的时间。经济改革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和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包产到户是在78年底，但是直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