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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价值再定位 　　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减刑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价值这个问题，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角度对其进行定位。既简单介绍了基本理论，又对现实情况和应然定位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两个具有启发性的建议，也就是刑事损害赔偿基金和透明度。力求说理性和启迪性相结合。 　　关键词 宽严相济 减刑 刑事损害赔偿 　　作者简介：魏柏峰，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030-03 　　 　　众所周知，减刑制度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所有罪犯都可以适用的一种减轻其刑罚的制度。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执行，不仅仅需要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实现，同样在行刑过程中不可忽视。鉴于减刑制度在“架设罪犯返回的金桥”方面尚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文章拟从宽严相济角度对其价值重新定位。 　　一、理论定位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定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中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宽严相济之“宽”，当然来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大”，其确切含义应当是轻缓。刑罚的轻缓，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该轻则轻，二是该重则轻。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或者严厉，它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中的惩办一词相比，词义更为确切。另外，还应该有严密的意思。这里借鉴储槐植教授的刑法谦抑的理论。刑法谦抑是与刑法滥用相对立的，刑法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人道的发展过程。储教授认为刑法理念无非是――“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这里的“严”其实就有“严密”的意思。 　　刑罚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因此，刑罚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刑罚轻重之选择,与一个社会的文化（这里是最广义的文化）理念具有密切关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提倡是从专治到法治转变的结果。在专治社会里，刑罚无非是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地位不可动摇；而在法治社会里，刑罚则是约束所有人，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安定不可动摇。“治乱世用重典”并不是一个治世公理，在高压政策下很可能会引来整个社会的大的动荡。所以，刑罚不应该单纯的“厉”。 　　（二）减刑定位 　　所谓减刑就是指对已经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在其接受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如果符合减刑条件的，由有监狱将相关材料报请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将被判处的刑罚予以变更的刑罚制度。并且我国刑法亦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如果罪犯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如果罪罪犯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这是刑法对减刑所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减刑、假释规定》)第1条规定了减刑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上述条件是是否进行减刑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应把握好、运用好这些依据才能保证减刑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三）减刑与宽严相济 　　关于减刑的性质，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减刑是对刑罚执行的变更。通说认为，减刑是对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但这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减刑除了对刑度变更外，还有对刑种的变更。例如，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这不仅仅是刑期的变更，而是刑种的变更，而不单单是对刑罚刑期执行方式的改变。我们知道，减刑对犯罪分子的适用范围，大大宽于缓刑、假释，所以，可以成为为犯罪分子搭设的一座更宽泛的“金桥”。宽严相济的理念要求自由刑逐渐非监禁化，缓刑、假释和减刑都可以对这一理念进行体现，但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唯有减刑对几乎所有的犯罪分子都适用，当然有些例外情况。在这样一个条件的作用下，减刑制度应该与宽严相济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也应该对其价值在宽严相济的指导下重新定位。 　　二、现行制度的实然 　　（一）肯定方面 　　根据刑事法律的规定，减刑分为两种，一种为可以减刑，另一种为应当减刑。前者的主观条件是犯罪分子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危害性认识深刻，客观条件是犯罪分子遵守各种监规以及立功，由监狱机关报请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将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应当减刑的条件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其主观条件：在劳动生产或科研活动中认真学习进行技术革新且达到成绩突出的；犯罪分子其它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事迹。客观条件包括：检举犯罪或提供重要的破案线索的，并经有关部门核实的；阻止了他人正在或将要实施的犯罪的；在各种人为或自然灾害中现实表现积极的。从上述减刑件可以看出，减刑制度在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罪犯进行减刑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和惩罚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对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促使其更好地接受劳动教育与改造，使其刑满后能够快速融入社会、回归家庭，最大程度上减少乃至避免因长期服刑所造成的弊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