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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一个本土化ＮＧＯ 　　2002年1月，当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侯远高返回故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做调研时，这位从美姑县阿牛家支走出来的彝族知识分子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所震惊：在调查中，他发现毒品和艾滋病给彝族乡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面对一个个破碎的家庭，看到一个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从这一年起他和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西昌学院的几位彝族学者利用寒暑假深入彝族乡村开展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完成了几个应用研究项目。他们最初的目标，主要是想引起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对存在的问题的重视。但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彝族乡村的公共危机正迅速升级。侯远高意识到，仅仅通过自己的应用研究成果来引起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是不够的。他们决定，要立足自身的能力和条件，采取直接救助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历史上，凉山曾是深受毒品侵害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凉山外流人员不断增多。由于文化障碍和就业歧视，进入城市谋生的少数彝族人开始参与贩毒、吸毒。又因为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海洛因，艾滋病逐渐蔓延开来。截至2007年底，全州累计发现艾滋病感染者超过8000人。专家估计，实际感染人数不少于40000人。结果，造成许多家庭崩溃以及经济持续贫困、社会治安混乱。在毒品泛滥和艾滋病流行的村寨，孤儿现象日趋严重。侯远高说：“吸毒和艾滋病正不同程度影响着村里的每个人。我担心如果不干预的话，就像现在正发生的一样，这些东西将摧毁彝族人、彝族地区和彝族的文化。面对毒品和艾滋病危害下的彝族群体和社会底层的疾苦，单纯的研究和倡导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2004年11月，侯远高和同事们申请获得了一个中美商会的慈善捐助项目，计划救助100个受毒品和艾滋病伤害的儿童，项目期一年。当他们拿到这笔20万元的捐款时，就在考虑如果这个项目只能对100个儿童救助一年，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有没有能够扩大救助范围并使这项工作持续开展的办法?大家讨论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利用这个项目的资金，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专门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和乡村发展能力建设。 　　2005年2月，侯远高、沙呷阿依、木乃热哈、罗庆春等彝族学者回到西昌，召集凉山知识界的一些朋友，征求他们对于成立NGO的意见，得到了积极响应，成立“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方案和计划很快确定。在凉山州政府领导以及州妇联、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民政局等单位的全力支持下，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办完注册登记手续，并成立了一个由北京、成都、凉山以及在海外的彝族知名人士组成的负责筹措资金和项目的董事会，组建起负责日常事务的执行机构。中心成立当日，就举行了慈善募捐酒会，募得善款近20万元。于是，一批志愿用知识回馈家乡的有识之士通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这个平台，拉开了一场文化自觉、社会自救、民族自强行动的序幕。 　　 　　行动带来变化――作为民间组织，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探索有益的经验和模式，期待政府和社会推广 　　 　　侯远高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从彝族人自己的村庄中去寻找。他说：“人们过去习惯于什么都依赖政府，而现在有一股新的力量了。我们获得了年轻人的参与和地方民众的大力支持。” 　　在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成立之前，昭觉、美姑等县的百姓在毒品侵害下的自救行动就已开始。2001年3月，昭觉县百姓自发成立了一个“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这个以“家支”为纽带的民间协会，吸纳了竹核乡和尔古乡所有家支的头人，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打牛杀鸡，喝鸡血酒，举行神圣的祭祀仪式，歃血为盟，严厉禁毒，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禁毒协会的工作难以持续，也没有把艾滋病防治纳入工作内容。2003年，侯远高争取到世界银行的一笔赠款，为他们提供活动资金、租用办公室、购买宣传设备、培训义务宣传员、组织巡回演出活动、翻译艾滋病宣传材料等。通过这些工作，在竹核乡实践了一种利用本土资源开展禁毒和防治艾滋病的成功模式。2006年8月，在美国中华艾滋病基金会和美国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支持，该中心在竹核民间艺术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凉山彝族乡村艺术团，尝试推行一种新的大众健康教育的方法。编排上演的禁毒和艾滋病预防教育的彝族母语戏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就很成功，被誉为“彝族群众向毒品和艾滋病宣战的宣言书”、“彝族母语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受毒品、艾滋病和贫困的影响，彝族乡村越来越多的家庭支离破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州有孤儿4719人。虽然州民政局通过将孤儿纳入农村低保的方式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了救济，但仍有数千名尚未得到救助。2005年9月16日，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在布拖县特木里镇创办了第一个孤儿“爱心班”。全寄宿制的爱心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