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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法哲学基础及其反思 　　摘 要：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认为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要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将建立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的商谈理论作为协商民主的法哲学基础。然而，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理论都有其内在局限性，因此，反思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是深入研究协商民主的前提。 　　关键词：民主；协商民主；交往行动理论；商谈理论 　　中图分类号：B15；D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2-0069-07 　　 　　一、协商民主的兴起背景与基本内涵 　　 　　20世纪90年代，世界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地震”：冷战结束，世界由两极对抗转变为多极对抗；以工具理性为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渐成为普适的国际规则；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转变为经济扩张和综合国力的抗争；在文化层面上则表现为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全球化”俨然成为各学科的研究主题。世纪末的震撼同样波及到“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再生，或者灰飞烟灭。”［1］而“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民主的主流理论”［2］。针对西方社会面临的多元文化困境和当今民主的难题――“人民具有较少的机会和动机去思考他们权力如何行使的社会情境下，如何赋予人民更多的力量”［3］，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注；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译名，学者们译为“协商民主”，也有译为“商议性民主”、“商谈民主”、“审议民主”、“慎议民主”、“辩谈民主”等。笔者认为，将“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译为“协商民主”，更贴切地反映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对话和讨论、权力制约、批判性反思、妥协与共识等基本特征，符合协商民主的互惠性原则，强调在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和谐氛围中达成共识，更容易与中国的传统语言习惯与现有政治实践相衔接。)理论应时而生。 　　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约瑟夫#8226;毕塞特教授（Joseph 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先阐述了协商民主。在他看来，协商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即对公共政策和立法的优点和价值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过程来论证公共政策和立法的某些价值高于其它价值。协商民主强调客观正义和公共利益，认为实践理性可以用于解决社会争端［4］。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乔#8226;埃尔斯特教授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提出：作为公共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5］。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认为，要协商民主是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普遍的不平等和文化多元主义挑战的一种可行的、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模式。于是，“在哈贝马斯的影响下，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已经从偏好聚合转移至偏好改变。”［5］民主的理想不再是基于人民的所谓同意，而是基于政府行为的可论辩性，政府行为必须经得住民众的论辩，而且政府必须为民众论辩提供表达机会和实现途径，即“最具有吸引力的民主理想是，为每个作为公民而不是作为具有同样利益和思想的人提供超越不同社会背景和从属关系的连续的、结构性的机会。”［6］ 　　作为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协商民主始于对自由民主规范实践的批评，认为由于政治过程的复杂性，间接的代议民主与简单多数原则难以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要求通过自由平等而理性的对话、辩论、协商、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 　　其基本理念是：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正当性必须来自于公民的公共的、开放的、真实的、自由而平等的协商。协商民主包括四个要素：一是“涵括”（inclusion），所有受影响的公民都应当被涵括在决策的过程中；二是“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所有受影响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利益；三是“合理性”（reasonableness），参与者要有开放的胸怀和认真倾听的态度，愿意在深思熟虑后改变个人不合理的偏好；四是“公开”（publicity），参与者应当公开说明自己的利益和偏好［7］。 　　协商民主研究的思想流派包括微观协商民主理论和宏观协商民主理论。微观协商理论家（如乔舒亚#8226;科恩、阿米#8226;古特曼和丹尼斯#8226;汤普森等）集中精力诠释有组织的协商程序的理想条件，认为公民社会各部门在原意且有能力参加一些有组织的协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