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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法治化研究 　　内容摘要：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刑事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是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本文在对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必要性以及合理性探究的基础上，从立法?p司法和执法三个方面探索了我国和谐社会视野中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和谐社会 刑事政策 法治化 常识、常理、常情 　　 　　一般来说,“刑事政策”这个名词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普遍意义的，即从如何处理犯罪问题与他社会问题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论的刑事政策；一是专门意义的，即作为指导刑事法律的制定、使用、执行基本指针的刑事政策。我们认为，这二者之间应该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犯罪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正确处理犯罪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系为前提。目前成为我国刑法学界讨论热点的“宽严相济”，属于前一种意义上的刑事政策。这样的刑事政策应该放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总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 　　 　　一、我国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合理性根基 　　 　　十六大“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然而，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系统,是多种元素?p环节?p场景的统一体,其间充斥着各种利益与关系的交织和冲突,如果放任自流,很容易导致社会整体的失序?p混乱。因此,和谐社会之“和谐”不是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规则?p机制保障。其中,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基本特征,表明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自从人类历史跨入阶级社会以来,法律就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法治状况的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好坏以及人权状况的保护程度。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在坚持依法治国、追求刑事法治的法治文化语境中，思索并建构我国应然的现代刑事政策应该说是很有时代意义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与人权的关系可谓最为紧密的。 　　一方面,人权天然地需要刑事法律的保护。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人权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精神,法治永远都是人权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支点。［１］刑事法律作为其他部门法律的保障法，在人权保护方面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前言）。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正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专门增加了保护人权的条款,在宪法第二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第一条,即我国宪法第23条专门增加一款，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特别的宪法规定。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这预示着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我国法制改革不可逆转的潮流,也将极大地鞭策我们努力在各个法律领域去深入探讨实现人权保护的制度创新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中，法律只能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因此，“保护人民”自然是我国制定和适用刑事法律都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 　　另一方面，刑事法律对人权的保护又是国家通过动用刑罚权，惩罚犯罪来实现的，刑罚的运作过程,包括在制刑?p求刑?p量刑?p行刑等环节，都不仅关系到人的一般性权利和自由，甚至关系到人的身家性命，刑事法律使用不当或使用中发生错误，便会直接导致侵犯人权的后果。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基本政治权利是现代法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的核心。而刑法的制裁措施却是以剥夺公民的这些最基本的权利为主要的内容，刑法制裁措施这种无可比拟的严厉性，使得人们不能不以特别的标准来严格地限制这种措施的适用范围。“国家只能制定显然必要的法律”（法国《人权宣言》），只有在其他法律制裁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不用刑法调整有关的法律制度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威胁，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就会受到严重危害的情况下，国家才能制定刑法规范。这不仅是启蒙思想家的呼唤，更是当代刑法赖以存在的基础和现代法治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是出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免受更大侵害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国家就不能运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剥夺公民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等最基本的权利，此即刑法制裁措施另一根本的特点――不得已性。“刑法不得已（必要性）原则”、“刑法第二性原则”或“分散性原则”等表述，都可以说是国家运用刑法制裁措施不得已性的理论概括。 　　“和谐社会”，至少应该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对公民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社会。将犯罪控制在不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范围内，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就治国的基本方略而言，“民主、法治”既是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途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