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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观照下的“故物” 　　摘 要：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强为比附”的结习。 　　关键词： “洋货”；“故物”；中国近代；路向；歧见 　　中图分类号：DF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1.03.01 　　 　　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诠释、阐发与评论法家“法治”思想的学术实践，本文涉及的近代思想家与学者，包括晚清至中华民国时期的汤学智、麦孟华、刘师培、梁启超、萧公权等，但以梁启超和萧公权为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不讨论像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嵇文甫等人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问题。作一些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解释、说明与检视“洋货”（“西洋法治思想”）观照法家“法治”思想这个“故物”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释论与评说？这种释评遵循了何种路向？由此得出了哪些基本结论？其理据、意义与限度又何在？这些问题需要放在一个大的思想学术背景之下加以讨论。这个大背景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阐释传统经典的立场与路向。对此，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一书中，有一段颇有价值的解释：“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1］(3609)这段颇具总结意味的解释告诉人们：“洋货”实为中国近代复活“国故之学”的一大利器和法宝。在法学领域，用西式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作为“参照”乃至“标准”，认定、诠释与衡断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和法制，也成为一个重大的议题和论域。而本文所要探讨的以“西洋法治思想”观照法家“法治”思想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 　　 　　一、从“传统内”的释评到“洋货”的观照 　　 　　任何一部思想、学术史，都无可避免地包含着无数后学包括后代思想家对前人经典文本及其话语、思想的考释与阐扬。这种考释与阐扬，既?h及作为阐释对象的语言系统与话语文本的特性，更涉及作为阐释对象的思想义理的特性。因此，在不同国家的思想学术史上，必然会形成种种不同的疏诠理路、解释传统，以及经由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 　　众所周知，“西法”、“西学”这些“洋货”，是从近代开始逐步传入中国的。用这些“洋货”来认知、解说与评论中国本土的政治、法律及其思想学术，也发源、发展于近代。而在遭遇这些“洋货”之前，中国的文人学者研讨圣哲前贤（主要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不论是经学、史学，还是子学的研究，都有其自身的乃至独特的法门与工具。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出发，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土生土长的考据学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说：“‘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与义理诠释的立场、方法。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自我诠释系统。在近代之前，对法家经典及其思想的注释、疏解与论评，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诠释系统。正是凭借这个诠释传统，以及各家从其对待法家学说与政法主张所持的价值观念出发，法家的义理之学，才得以阐明与评价。笔者将这种未受外来思想学术影响，只是在中国自身的诠释系统与义理思想系统内出现的对法家的释评，姑且称之为“传统内”的释评。因其关切到“洋货”接入中国之后所形成的另一种诠释系统，也关切到因“洋货”的观照而发现的法家思想之新义，故而需要对此略作述说。不过，这种述说偏重于传统思想学术史中对法家思想的论定与评价，以与下文重点讨论的主题相契合。 　　概而观之，从汉代至晚清之前的近两千年中，无论是在考据学的层面上，还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对法家的典籍与思想，虽然也有不少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