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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变 　　摘要中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博大精深。它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而且还走出国门,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文化。因此,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在新的环境下融合与发展,进行现代化转变。 　　关键词中国 法律文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021-02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它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结构复合体,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既包括由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组成的内隐法律文化(法律意识),又包括由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组成的外显法律文化的总和。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在以自然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的内隐法律文化与外显法律文化的结合。“中国法律文化的发祥期可以溯源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传统法律文化的涉及范围极其广泛,难以尽全。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延续和共通的内容,本文试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予以阐述。 　　(一) 消极方面 　　1.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帝王之具”,是“治民之术”。人性善论者主张“以礼齐民”、“以德导民”,法律的出现与作用主要是用来制裁那些不服从教化的“小人”、“刁民”。人性恶论者主张法治,以严格的法治来遏制人性中的贪欲,从而“定分止争”。如荀子说,如果“纵人之情,顺人之欲”,人们就会你争我夺、“犯分乱理”,所以必须“制法度,以矫饰人的性情”。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者,在法律是治民之具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共识。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韩非也说:“明主之所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入世现实精神将法律置于君权之下,视法为君主的一种统治技术。在这种御用法律精神中,人成为法律规定的存在,是法律的的客体而非法律的主体,法律是是对人的约束而非保护,是一种私有化的法律,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法律完全失去了对君主的约束力量,君主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大的司法官,“朕即是法”。 　　2.德刑并用,以德为主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刑是工具,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法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实施刑罚的目的只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是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至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就是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 　　3.重群体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 　　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不是个人的确认者、保护者,法律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个人是被动的统治对象和教化的对象,个人的社会意义被否定。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专制政体和宗族制度。家国不分,法律宗教化,宗法法律化。在以国家和家族为本位的法律面前,个人的地位、权利完全是无足轻重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从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从中国封建法律规定的“十恶”看,一半是维护宗法家族制的,一半是维护封建王权的。 　　此外,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是其思想的核心。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轻视权利,完全以义务为本位,人只是法定义务的载体。法律的制定只是为了保护君主一人的权利和自由,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权利在法律上丧失了。 　　(二)积极方面 　　1.道德教化在调整和控制人的行为方面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儒法之争。他们围绕道德教化和法律强制的作用展开争论。儒家重道德教化而轻法律强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与之相反,法家则重视法律强制而轻视道德教化。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法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统治者极为重视道德对人的影响,通过道德法律化来调节和控制人的行为。这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极具价值的内容之一。 　　2.重视调解 　　在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方面,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重调解而轻诉讼的。调解是“厌讼”的产物,是“无讼”的变换方式。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纠纷、矛盾,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诉讼,而是调解。他们通过宗族里的族长或有名望的长辈予以居中协商调节,避免诉争。而这一方式,通常也能达到目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