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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编者按： 　　本刊从2007年第四期起，至2008年第二期止，联系11期全文刊登了郭梓林先生比附企业场景点评主旋律热播剧《大明王朝1566》的系列文章，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现在，作者把连载文章集结成即将出版的新著《王朝投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先生欣然应邀作序，回应作者“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这一论断。 　　 　　郭梓林是万科旗下《万科》周刊的特邀撰稿人。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时，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有点怪：《5+15≠20》。文章中提到一件15年前的事：当时王石代表万科接待共青团中央一个考察团，而郭梓林正好是那个考察团的成员。谈及深圳人的新观念时，王石讲了一个万科的真实故事―― 　　一位女职员结婚了，按当时习惯，只有男职员才能分房，但万科坚持市场、平等原则，也给她分配了住房。一年后，这位女职员要离婚，在传统体制下，公司一般要扮演“劝合”的角色。但是，万科向女职员表示：如有需要，公司可帮助请律师。 　　梓林在文章中说，当年听完这个故事，颇受震动，深感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传统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直到今天，他还记得这件事。 　　改革开放之初创建于深圳特区的万科，或主动或被迫地，从一起步就与市场贴得比较近，并且成为最早一批公开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中较多年轻人，容易接纳新观念：工作中，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生活上，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张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万科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尊重人。今天，万科把“尊重人”阐释为：平等、契约、分享、包容―而这四种理念的源头和基础，是市场精神。 　　就在那次考察深圳后的第三年―1992年，郭梓林辞去公职下海创业了。今天的梓林已经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既是出色的企业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经历也是“市场精神”的很好注脚。 　　近年来，梓林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引起财经界、学术界广泛关注。即将面世的新著《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含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作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梓林在这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命题是否成立？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在上层，是君主专制；在基层，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私刑。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人在上、众人为下的运作结构坚固不破，企业家个人对团队的聚散离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梓林在书中提到，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起步背景不同。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己企业内部的帝王，颛顼自大，热衷权术，且乐此不疲。这样看来，“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观念现代化”，中国才会真正走向现代社会。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它的行为特征是专制、善用权术。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是，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 　　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遇到的问题。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已经超过GDP的65%（中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蓝皮书―2006》），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的有58家，纳税额超过5亿元的有36家，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的有96家。当一家企业达到这么大规模时，如何持续、有效地把人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企业家面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就像德鲁克所说：“当企业的规模扩大到需要职员佩戴工卡才能叫出名字的程度时，原先那种痛饮啤酒的交际方式在公司里已经行不通了。”在中国，原先那种痛饮二锅头的交际方式在新兴企业里也已经行不通了。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企业家选择帝王思想？ 　　第一个原因，产权相似。新兴企业在创业和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家族企业的形式。从产权结构上看，它们与古代王权专制国家的“家天下”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成本较低。正如梓林所说，“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评书、历史故事中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