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两大根源政府缺位与医院定位失当.docVIP

“看病贵”的两大根源：政府缺位与医院定位失当 　　过去20年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以年均1％的速度下降，而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以年均约2％的速度上升。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80年的2.92%上升到1999年的5.10%，首次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TO）规定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时所需的5%的最低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比例仍保持上升态势，2004年达到了5.55%。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组成。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所占比例，1980年约为36%，到了2000年则只有15%。与此同时，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例迅猛攀升，从1980年的约23%升至2000年的59%。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例以年均1％的速度下降，而个人卫生支出比例却以年均约2％的速度上升。在“十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占整个卫生总费用比例超过了50%。因此，看病贵也就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少人将矛头直指医院和医务工作者。客观地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政府的缺位以及政府对医院定位的失当应该是主要根源。 　　 　　政府未能及时建立完善而公平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医疗费用开支，基本上是由政府和单位承担的。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城镇职工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个人卫生支出在其全部卫生支出中的比重因此而相应上升。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中被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所覆盖的绝对数量甚至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2005年，全国仅有1.3亿左右的人口纳入了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这一人群不足城镇居民的1/3。具体到城镇不同人群，则是收入水平愈低，享有的医疗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也愈低。2003年进行的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中，最低收入组的城市仅有12.2%的城市户籍人员享有医疗社会保险待遇。 　　如果说现行的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在不同城镇居民之间缺乏应有的公平与合理，那么，这种失衡在城乡之间的表现则更为明显。城市和农村对卫生总费用的分配比例，1992年为41.5%和58.5%，而到2004年已变为65.1%和34.9%。这就意味着，5亿城市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远远超过8亿农村人口所花费的卫生费用。目前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员为8040万，仅占农村人口的10%。如此低的农村医疗保障覆盖率、以及医药费用上涨导致了农民的 　　“看病贵”和“看病难”。 　　强制性建立与逐步完善覆盖全社会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和努力目标。然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配套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至今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建立起来。而且政府在城乡之间、在城镇不同群体之间分配有限医疗卫生资源时又显失公平。这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看病贵”、“看病难”并引起老百姓对医疗卫生系统改革争议和非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药养医”制度在市场机制下走样 　　 　　“以药养医”曾是我国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医院作为公益性服务机构，由政府财政提供经费拨款，同时严格实行低廉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把医院作为差额预算单位推向市场。绝大多数公立性医院也成了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政府物价部门为了控制物价指数的提高，又严格控制医疗收费的调整。结果，医院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在药品利润上做文章 。 　　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欧美，药品产销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需要低价，一方需要高价，双方博弈的结果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 企业、医院、经销商都追求高价，三方利益一致形成共同体，在与病人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病人只能成为昂贵药价的承受者。 　　虽然从1997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已连续17次降低药品价格，理论上药品降价的空间已经达到了400亿元，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感觉没有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医院、药厂叫苦不迭、似乎濒临危机。药品的一再降价打破了医院长期以来形成的收入渠道和平衡机制。医院为了正常的生存，就提高检查费、治疗费等医疗收费标准来解决因药品收入减少而出现的收不抵支的矛盾。药品降价和医药分离的现实结果，导致医疗服务费用水涨船高。老百姓“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其实，医药分离后药费未降反升的情况也曾在韩国出现过。1999年韩国实行医药分家后，一般医院的处方费从1800韩元左右上涨到5400韩元左右，原价100韩元的针剂加上处方费和注射费后价格甚至高达3000韩元。医疗费用非但没有减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