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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学”新的开拓与争鸣 　　黄绍林，男，江西南昌人，1957年生。先后供职于江西省木偶剧团，江西省图书馆。副研究员，舞台主任技师。多部作品曾获话剧金狮舞台美术奖，第三届长江流域戏剧节“优秀舞台美术奖”，江西省艺术节舞台美术一等奖。 　　黄绍林：《红楼梦》研究通称“红学”，汤显祖及“临川四梦”的研究就被人们称为“汤学”。您在这方面是有新的开拓之功的，几次发起的学术争鸣，有目共睹。 　　黄文锡：“汤学”的开拓较晚，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鉴于学坛曲苑对汤的研究方兴未艾，我和抚州的一些文友闲谈：何不仿“红学”之称，冠以“汤学”之名。这种寓庄于谐的戏言，后来获得广泛认同。至于新的开拓云云，我只是众多耕耘者中的一员罢了。 　　黄绍林：您以“怀玉”笔名发表在1982年3期《争鸣》上的论文《汤显祖创作思想的伟大飞跃》，是学术史上空前的第一次“发难”，振聋发聩，成绩斐然。 　　黄文锡：汤翁及其“四梦”的研究，古人只偏重于声律音韵的曲话或?章绘句的词评，总体论说往往只有模糊的三言五语。建国后逐渐形成一种“小众学术”，尽管已在尝试作思想、艺术的综合评析，但某些“左”的观念却导致了片面性。如：北京大学1960版《中国文学史》对“四梦”的评价，只能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牡丹亭》为冠，《紫钗记》次之，《邯郸记》和《南柯记》又次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1980版的《中国文学史》，所论大抵相近，声称“由于作者晚年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在“后二梦”中，“人们听到的已经不是作者当年冲击封建礼教的热烈的呼喊，而是一个垂暮老人对人生无常的慨叹了。”若说《邯郸记》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么《南柯记》却是“汤显祖的失败作品”。这样，两部权威“文学史”的基本论断便成为学坛曲苑诸家因循的思维定势和难以逾越的“雷池”。 　　黄绍林：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1965年的《光明日报》还发表过这样的学术论文：“从汤显祖的创作道路与世界观总的倾向来看‘四梦’，尤其是《南柯记》《邯郸记》，反映了汤显祖严重的精神与艺术的危机。如果说，前期的戏剧作品《紫钗记》表现了霍小玉坚贞的爱情（但批判现实无力和艺术上不成熟），《牡丹亭》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某些叛逆性（但是不彻底），那么后期戏剧作品《邯郸记》《南柯记》的创作目的则是宣扬佛道思想（虽然还有某些揭露和批判封建阶级的黑暗腐朽），表现了深刻的悲观失望的情绪，流露了严重的消极厌世的思想。”这就把“左”的思维定势发展到极端。您的“发难”文章，旗帜鲜明地越过雷池，冲破“左”的思维定势，为以后的学术研究辟开了新的思路和通途。 　　黄文锡：我当时提出汤翁一生的创作思想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次比一次更加深刻，更加意义重大。“前二梦”的飞跃，以《牡丹亭》为高峰；“后二梦”则转向社会政治题材，表现出两大特征：一，它是一部明代的《官场现形记》，一部集封建社会假、丑、恶现象之大成的“百科全书”；二，汤翁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也描绘了它随着没落封建社会一道幻灭的深刻悲剧。当然，现在回头看，为了呼唤一些人猛醒，文章的论述和措辞难免“矫枉过正”，但方向是正确的，并得到同行的广泛首肯。1982年10月在南昌，由文化部、中国剧协、省文化局、省剧协联办的纪念汤翁的学术盛会上，参加过北大版文学史编著的王季思教授就谈及：关于“后二梦”，有些同志提出，过去文学史上对它们的评价偏低，“不能说它的主要倾向是消极的，这些意见都很好。 文学史也准备改，在修改时可以转达同志们的意见。”参加中国社科院那部文学史编著的范宁研究员，也表示过相近的意见。到现在，学坛曲苑的“汤学”的研究，已成浪浪相催之势，有关论文，犹如汗牛充栋，再也不受原来思维定势的束缚了，甚至于奉《南柯记》为“四梦”之冠的论文亦有之，这应该视为“百家争鸣”已走向常态。 　　黄绍林：您的第二次“发难”是针对“四梦”编演上的偏颇的，尽人所知，您反对《牡丹亭》“断尾巴蜻蜓”式的编演。 　　黄文锡：1957年，凌鹤改译的赣剧《牡丹亭》，将原著砍去一半，仅以“回生”作结，成了“断尾巴蜻蜓”。后来多个昆剧团的演出，大抵仿此格局。无独有偶，历来一些著名戏曲史家的研判，也为此举提供了理论支持，有谓：“演到‘婚走’，已经完成的了汤显祖反抗‘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礼法，此下正式取得父母的追补同意，实在不是重要的了。”也有人在《名作欣赏》上发表文章，认为杜娘的性格塑造“最迟到‘闹殇’就完成了，不到全剧的五分之二”。那么，这部古典名著的“五分之三”岂非都成了多余笔墨，合该供人做“断尾巴蜻蜓”的手术么？我于是撰写《杜丽娘性格发展浅析》（刊台湾1994年《国文天地》）提出驳论，认为在《牡丹亭》的前半部，表现丽娘的“情”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觉醒，到强化，又由强化而趋压抑的曲折过程。她伤情而死，以鬼身与梦梅幽媾得到帮助而回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