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儿女们后半生脱胎未换骨.docVIP

“新文化”儿女们的后半生：脱胎未换骨 　　1980年代，作家沈从文去美国做演讲，只谈文学和文物，今天讲扇子，明天讲丝绸。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讲自己的作品，也不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聊二十年代他刚到北平时候的文坛状况。他其实很清楚，这都不是底下的观众最想听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后半生的遭遇，希望听到一个遭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证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只要演讲时谈这些遭遇，听众的反应一定是非常热烈的。 　　但沈从文从来不讲。他是过于谨慎，还是很胆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都不是，“他死都死过了，还会怕什么”。比起受害者的身份，沈从文更看重自己主动创造的新身份。“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隐退。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东西。”沈从文说。 　　张新颖认为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另外创造一个身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写过专著《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 　　不仅仅是沈从文，还有许多的个人在做事情来补救时代的荒芜，“有这样的个人，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全部被摧垮的”。 　　张新颖在新书《九个人》中记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等九个人相异又相通的命运，笔墨着重于他们如何超越受害者的位置，以及他们从新文化运动汲取而来，滋养一生的精神来源。“他们不同于开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他们区别性的深刻特征，是新文化晨曦之际――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段非常重要――的儿女，带着这样的精神血脉和人格底色，去经历时代的动荡和变化，去经历各自曲折跌宕的人生。” 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 　　张新颖是“七月派”作家、学者贾植芳的研究生。上学期间，贾植芳“没有讲过一次课”，传道解惑的方式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这个瘦小的老人让他充分感受到海阔天空和人事沧桑。每个周五，还有很多贾植芳以前的学生们过来，一起吃饭聊天，被称为“星期五聚餐会”。 　　贾植芳书房的热闹情景，像是回到了1947年，他住虹口狄思威路（现在的溧阳路）亭子间时的光景。他的住处对门住着画家黄永玉等一群青年艺术家。由于那时只有贾植芳有家室，这些人便经常去他那儿喝酒聊天。没有钱的时候，贾植芳的妻子还会悄悄出去当了家里的衣物，买些吃的回来一起吃。他们也去巴金和萧珊的家，穆旦、汪曾祺等都是那里的常客。“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1973年，穆旦在给友人的信中追忆当时的情形。 　　后来，贾植芳搬到了吴淞路义丰里。1955年的一天深夜，夫妇俩去黄永玉他们那儿听贝多芬的《暴风雨》，却没想到第二天“暴风雨”就真的来了――贾植芳被当作“胡风分子”逮捕了，此后便是长达二十年的批判、凌辱与禁锢。 　　不过，几十年后，这些聚会依然令人难以忘怀。贾植芳将其延续到自己的客厅里。黄永玉也是。2014年8月，张新颖应邀来到黄永玉在北京的家中，祝贺他九十岁的生日。与老人的谈话，让张新颖感觉谈话如流水，流过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事。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人也很有趣，博学，知识广阔，聊天，玩儿啊，真是太好了！一把雨伞摆在家里，报馆也得摆一把；雨衣，这里一件，那里一件……落魄了，做右派，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 　　“梁漱溟，这个知识分子了不起。有人问：‘毛主席、周总理逝世了，你有什么感想？’‘寂寞。’这个气派很大！’” 　　“沈从文服饰研究的书，郭沫若作序，是最大的一个侮辱。沈从文这个人，也很矛盾。您看他的性格，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又特别坚强。这个软弱和坚强混合在一起。” 　　“社科院让他（钱锺书）参加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来找他。他说：‘我不去。’‘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不，我身体很好啊。’这就是强大。沈从文没有这样的强。” 　　除了沈从文，《九个人》这本书的其他人都出生在1910年至1920年之间，到1930、40年代已经成长甚至成熟起来了，可以称之为一代人。那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年代。新文化运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昙花一现，但也正是这一短暂的时期，影响了他们一代人，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根植于他们心中。“我把这个时刻称为晨曦时刻，而这一代人正好是在这个时刻里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是新文化晨曦时刻的儿女。”张新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