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商死去或逃亡？百年颠覆安放不下祖先神灵？.docVIP

“新晋商”“死去”或“逃亡”？百年颠覆安放不下祖先的神灵？ 　　 　　俞文勤说：恐怕十年都不够。如果对这句话还有异议的话，我们来看看广大的所谓的“新晋商”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目前的环境，我们也许会一致地认为：十年太短！ 　　在国学基础深厚的山西，主要是在人口稠密而土地并不宽裕的晋中形成了后来被誉为晋商主流的“票号”业。山西人以“诚信”为本，开始了百年辉煌的历程。什么是“晋商”？凭什么是“晋商”？诚信是第一位的，发展和壮大自己，靠的就是信誉。大家常常举的例子有：榆次常家掌柜王盛林在东家破产还债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企业在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凭借的就是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而今日山西富人彻底颠覆“晋商”传统，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还有祖先？“挖坟”是他们干得最多的事情。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挑战，此后战事连绵，山西作为华北前线的主要战场，饱受摧残。解放后革命高潮一个接一个，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丧失干净。经历了100年的颠覆，当初“晋商”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信用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传统的信用体制也已经完全坍塌了。 　　“关系”比“信用”更重要，或者说“关系”就是“信用”。什么关系？权钱交易关系。在一方土地上出卖与子孙共享的自然资源，没有地方官僚做靠山，谈何容易？频繁发生的瓦斯爆炸，国家不断出台的整改方案，为什么一到山西就聊胜于无？因为各级保护伞已经消解了上面政策的威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煤老板”。“煤老板”无须对产品质量负责，无须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无须对企业的未来负责，他们花最大精力维护好自己的靠山，甚至资助某人竞选县委领导，完全成了地方一恶。 　　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与观点，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那么，其他的新晋商们呢？ 　　如果各位看官不健忘的话，我们来回放一些新闻： 　　1998年，临近农历春节，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2月5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222人，其中数十人伤残，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1997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其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零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1992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账：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像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12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