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表扬我艰难道德选择与实践.docVIP

《求求你表扬我》艰难的道德选择与实践 　　[摘 要] 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失位及道德传统的断裂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叙事,在看似事实清楚的“做好事就应该被表扬”的事件里,众多人物的道德选择、判断和命运是基于不同的道德认知对同一道德现象的社会反馈。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的伦理到社会主义伦理转化的过程中经受的多元文化的冲击,以及道德回归现实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 《求求你表扬我》;道德;道德选择 　　 　　?ト死嘟?入工业化社会后作为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与物质财富的进步越来越表现出差异性,物质财富的进步与道德的退步对比鲜明,逐渐形成了困扰现代社会进步的危机,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的进行如何“对待和应付由新技术以及不同文化人民之间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所造成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挑战”[1]成为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完善不可逾越的问题。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中道德失位或道德传统的断裂问题一直构成反思道德现实的重要维度。中国社会在19世纪至20世纪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变化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就像政治制度的变化一样。电影《求求你表扬我》叙述的故事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中展开的。 　　?ヒ? 　　?ビ捌?有一个轻松的开始,杨红旗关于幸福的定义是用三个类比来阐释的: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到别人穿着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那你就比我幸福。而事件的发展到了影片的核心事件――做了好事,要求表扬。道德疏离现实在这时开始显现,道德作为人类依据自身的本性和理性创造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尺度”,是生活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要求表扬的实质是价值的判断结果,与饿了时得到的肉包子、冷了时得到的厚棉袄、想上茅房时得到的坑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的因果关系,但这是遭到质疑的。即质疑做好事的动机同时也质疑所做好事的真实性。获得答案是卷入此事件中的所有人基于不同立场的共同诉求,而不同的人物又在这一过程里表现出了不同的类型化特征。杨红旗和古国歌作为贯穿影片始终的人物无疑是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们共同表现出了人的道德生活实践,两者的相似性在于对道德的肯定态度――做好事(真实)应该被表扬(肯定),不同之处在于杨红旗作为话题的发起者具有先验的实在性是所有叙述的逻辑起点,古国歌作为对话的对象则强调实践过程中的探索性。二者的互动是亲历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反思。欧阳花作为焦点人物既是强奸未遂案中的受害者又是“表扬”事件“施暴者”(拒绝证明杨红旗所做的真实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观念的冲突与道德问题行为的突出体现。古国歌女友米依、杨红旗父亲杨胜利、老支书等人物更多是背景化的符号。米依表现出的判断力和警察的身份并没有解决事件中的僵局反而暗示着作为道德规范不足的补救的法律无法替代道德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杨胜利的存在是杨红旗、古国歌们道德判断的来源,满墙的极具时代感的奖状是传统道德的物化形式,也是普遍意义上被认可的行为准则;老支书、报社主编、谭伟、欧阳花的同学、派出所民警等人虽然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都提供了对事件总体意义上的社会反馈。在看似事实清楚的事件里,众多人物的道德选择、判断和命运以一种非大团圆的方式结束了。 　　?ザ? 　　?ド缁岜涓锔?予现实社会中的人以紧迫性,不同领域的实践又给予其内容,道德生活的争议不是本质意义上颠覆性的,而是将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以及内在于这种内容的道德逻辑纳入讨论的范畴,影片《求求你表扬我》正是在生活事实和生活事实的再现之间找到了表现可能性的空间。 　　?ノ?绕对待“表扬”的态度和获取“表扬”的过程,故事从两个方向开始了叙述。杨红旗要求得到表扬,本身是令人怀疑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奉献应该是“无私、无我”的。评价“好人好事”的标准首先是自觉,将对他人的帮助视为自身的需要即不假思索式的“动力定型”;其次是无功利性,帮助和奉献的出发点是理想道德的生活化、常态化,做好事的动机和目的是同一的,都是自身道德水平表现的自然结果,不带有主观获取利益的动机;最后是渠道,通常情况下做出“好人好事”的界定需要公正、权威的人或机构,认定的事件的真实、有效并考虑示范效应。杨红旗的举动明显与传统的做法不符,故事给出的答案是为了完成其父的心愿。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物质刺激代替精神奖励前的“成功人士”,对杨红旗的期望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上的。但杨红旗在完成这一心愿的过程里表现的执著,又是对自我重新审视,是从抽象的人的社会道德感向具体的自我道德意识的觉醒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为证实自己所做的真实性寻求一切可能的证明:一次次的说服古国歌,寻找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