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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仓经验”的媒体解读 　　“新仓经验”的诞生:一次试点 一段批示 一面旗帜 　　 　　1954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张德喜的年轻人带领着另外两名同事来到了新仓古镇,他们都是浙江省供销合作社的机关干部,来新仓是为了开展“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的试点工作。半个世纪后,已耄耋之年的张德喜遥想当年感慨万千,当时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到来竟然会让新仓这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镇闻名大江南北,使新仓供销合作社成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的一面旗帜。 　　张德喜他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开展订立结合合同工作,又为什么要选新仓作为试点?当时主要有两个时代背景: 　　一是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1953年春,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从1953年起,新仓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了2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3个常年互助组。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流通方式的改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新仓供销社就摸索着同1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订产了购销结合合同; 　　二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物资严重短缺。成立于1950年6月20日的新仓供销合作社,是当时平湖县的第一个基层供销社,这里的供销合作社事业开展得比较早。因此,在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为了扶植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新仓供销合作社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首开先河,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订立将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收购结合起来的结合合同。 　　但一开始,这种结合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供销社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购买紧缺商品,而当供销合作社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同中写入交付农副产品的数量时,他们却要求合同上的数量越少越好,生产积极性并不高。供销社与生产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扶持,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存有严重的依赖思想。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4年10月,浙江省供销合作社根据农村互助合作化发展的新情况,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平湖进行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的试点工作。 　　张德喜当时是浙江供销合作社供应处科长,年轻人精力充沛又熟悉业务,被领导点将带领工作组一行3人前往平湖县开展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初,大约花了两个月左右时间。 　　张德喜说,当时之所以把试点范围圈定在新仓乡,主要考虑到两个原因:一是新仓乡初级生产合作社发展较快,全乡已基本初级合作社化;二是新仓供销合作社在1953年已同该乡1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了结合合同,开展试点工作有基础。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张德喜说当年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他回忆说,他们一行3人进驻新仓乡时,当地下了场大雪,天气出奇地冷,他们蹲点时棉被需要自带,睡觉的床是用稻草打成的地铺,这种艰苦的环境贯穿他们整个试点工作的始终。虽然南方少见的大雪天气使他们生活、工作的环境更加艰苦,但他们却连连叫好。因为,冬季对农民来说是农闲季节,那场大雪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都堵在了家里,这正是开展试点工作的好时机。 　　针对之前签订结合合同时出现的问题,张德喜他们将功夫下在了如何真正的“结合”上。他说,“结合合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把供销合作社的业务活动同农业生产、农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二是签订合同的内容,既有生产资料供应,又有农副产品收购,把供应和收购结合起来。 　　于是,在新仓乡政府出面召开全乡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长年互助组组长大会进行动员和布置后,工作组3人和新仓乡供销合作社职工冒着风雪严寒深入各村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和农民提高对结合合同的认识,另一方面,为了掌握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年的生产过程中需要购买哪些生产资料,又要交售哪些品种、多少数量的农副产品,避免合同的盲目性,他们还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来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在此基础上,逐个同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结合合同。 　　试点工作是有成效的,在《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一文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光明农业社社员马阿顺,在社员大会上对比,他在1955年养2头猪,因为经济困难,饲料供不上,70斤重就要卖掉。供销合作社因为不合重量标准,不收。卖给私商,一担压价20元。后来,和供销合作社订了结合合同,养了一个月,两口猪重205斤,除去各种成本,比卖给私商多得27.6元。金星农业社社员陈雨生,开始认为个人购销商品不用订合同,自己会去卖的。算账以后说:“鸡蛋卖给国家,换回肥田粉,猪肉卖给国家,换回拖拉机,仍旧是为了我们的生产。” 　　试点工作结束后,张德喜执笔对此次试点工作写了一份题为《平湖县新仓乡订立结合合同的经验》的总结材料,这份总结材料对新仓乡供销合作社与农村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的意义作了清晰的说明:一是通过合同指导生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