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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ＦＤＩ空间计量分析 　　摘 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很多学者便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国际直接投资上。但总体上说来大部分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文献主要是基于投资国和受资国的双边联系，而对第三方在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没有进行相应的探讨。本文借用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方法，从地区之间的空间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地区之间在国际直接投资上互相影响的模式，并分析了形成这种空间作用模式的原因。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空间计量模型;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7)09-0075-05 　　 　　一、引言 　　 　　自从1980年起，世界范围的国际直接投资就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增长。按照Markusen（2002）的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增长了将近32%，而同时期的出口和GDP只分别增长了1.5%和0.6%[1]。所以国际直接投资很自然的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大陆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因此很多学者也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上，他们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 　　但从理论上说，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来源于Markusen（1984）和Helpman（1984）[2]的一般均衡理论，他们只使用了两国模型来解释。尽管自那时开始学者们就开始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不完全竞争等更复杂的形式，但就总体而言，大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模型还是维持在简单的两国两因素模型。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注意到国际直接投资的复杂动机，要求在一个多边多国的框架下来考虑模型，例如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通常不仅会考虑到投资母国和目标国，而且会考虑到周边第三国的情况。例如，一个跨国公司可以使用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对邻近市场的出口基地。而实际上，美国在爱尔兰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出口。最近Yeaple(2003)探讨了这一个国际直接投资出口模式[3]。另外，一个跨国公司也许会建立其跨国的垂直生产链来利用不同地区的相对优势。在这两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都有可能处于一个多国的框架下，而不能仅由两国的模型来说明。 　　对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很多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Chen,Chang 和Zhang(1995)[4]揭示了中国在1978年后对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分析了数量、来源和地理分布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构成。他们显示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有正相关关系。国际直接投资也提升了国内制造商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同时他们还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伴随着沿海和内陆的收入差距的扩大。Sun, tong 和 Yu(2002)[5]分析了中国从1986年到1998年30个省的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时空变化模式。与其他研究不同，他们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决定因素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发生了改变。经过分析，他们并没有找到证据支持说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本质起了变化。同时他们也发现积累的国际直接投资相对于积累的国内投资对新进入的国际直接投资有着负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改进投资环境，否则，跨国公司会选择到有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竞争者的省份去投资。张立、龚玉池（2002）[6]发现改革开放后,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地增长,但其在各省的分布极不平衡。他们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每个省的GDP总量、人均GDP、累积国际直接投资、运输密度和其流入的国际直接投资正相关,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高的效率工资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呈负相关。张海洋（2003）[7]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用计量模型分别分析了决定我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地点分布的因素及其在1992年前后的变迁。认为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点选择因素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存在很大差异。当前，沿海地区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仍以出口加工型为主，中西部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当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交替关系。 　　但如大多数理论一样，这些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都有一个内含的假定，就是跨国公司的决策本质上是双边的而没有目标国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说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的形式是水平模式，即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市场避免一些贸易摩擦如运输成本和贸易保护。对于这个模式，在各地区的市场之间没有空间关系，跨国公司的决策只考虑投资的目的地而无需考虑是否将其作为对其他邻近地区的出口基地。但在现实情况中，地区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关系。例如在上面所说的水平模式中如果在地区之间的贸易保护比较低，那么出口平台模式